讓985學生自愧比如的三本學生大學四年逆襲之路
本文摘自知乎，原問題：三本學生怎么做才能在就業時不輸重本生？補充：武漢某三本大一在校生一枚。學校不好，現在畢業季，我觀察學長學姐絕大部分都找不到工作或工作很差。而同城市的武漢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的學生，很容易就能獲得不錯的offer，還有些能拿到年薪十幾萬的。我還有三年畢業，如何利用這三年時間，去縮小與重點大學學生間的差距。感謝！
以下是讓很多985學生都自愧比如的三本學生韓雪楓大學四年逆襲之路，來看韓雪楓本人的自述：
1.
2011年，當我拖著行李箱來到我的大學——武昌理工學院時，我對未來感到茫然。
這是一個俗稱“三本”的民辦院校。當下的果都是往日種下的因，這是高中不好好學習必然要付出代價。讀三本的代價直白點說，就是找工作時，別人已經接到了筆試通知，而你的簡歷早被人扔進了垃圾桶。
無需抱怨，HR需要考慮效率。我理解這套規則，但我還是不想被人扔到垃圾桶。
2.
不想被扔垃圾桶，必須早作準備。
我選擇了一個大一新生最容易想到的“鍛煉”，加入學生會。蔣方舟曾寫過一篇《學生官場無處話凄涼》的文章，她指出了官本位文化向校園滲透的怪現象。必須承認，蔣方舟看得很準。我在學生會里幸存了下來，而且一直做到了頂端。雖然我同意蔣方舟，可我還是感激學生會，它將我從一個懵懂的高中生畢業調教成了一個熟悉規則的人。
大一暑假，作為學生會的一員，我獲得了第一個實踐機會，參加團湖北省委和聯通公司共同主辦的“青春在沃”見習。
這個見習活動就是地面銷售聯通的產品。七月的武漢，太陽毒到可以把人曬化。但我就在武漢的太陽下，走街串巷，到社區、到工地去推銷聯通的電話卡和寬帶。那段日子，我被工頭趕，被保安罵，做得我絕望。我當時偏執地認為，三本學生很難找到好工作，如果找到工作，一定會是這種最苦最累的。
我不甘心，但我還是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大二，我是學生會新媒體宣傳的負責人。當時我管理著學生會的官方微博，既然負責微博，當然就要懂微博，我于是開始在網上尋找運營微博的文章。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新浪微博湖北省校園渠道團隊開始招人。當時我抱著到官方團隊學運營的想法，投了簡歷。他們也許覺得我在校內有資源，竟然讓我通過了。
加入微博團隊后，我開始組建自己的校園團隊。事情的結果是，微博在我們學校占有率大幅提升，而且有活動必有新浪的微博墻。我自己對新媒體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我那開始只有幾百粉絲的學生會微博，有多條微博被數萬次轉發。在雅安地震后，為了避免貧困生自尊心受到傷害，我們通過微博向全國高校發出的“不組織班級捐款”的倡議，得到了近百高校響應。
新浪給的薪水開始能cover住我的生活費，學生會的職務也在提升。我和朋友創辦的貼吧“山雨欲來風滿樓”也成為在湖北省高中生群體中最受歡迎的貼吧。一切都在好起來。
那時我還加入了一個移動互聯網創業團隊，那個團隊的產品能讓用戶“傻瓜式”制作自己的APP。不幸的是，那正是微信強勢崛起，APP衰落的時候，產品不可避免的死了。
不過通過微博，我開始認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發現越來越多的機會。天地開始變得寬廣，我一度將自己的職業規劃設定為進入互聯網行業。
但馬上，剛剛開始膨脹的我就被現實扇了一巴掌。
那時是2013年的5月，我的大二將在一個多月后結束，我開始謀劃暑期實習。我當時認為自己應該能勝任互聯網公司的運營實習崗位，于是向數十家公司投了簡歷。漫長的等待后，所有期待都如泥牛入海。只有一家公司回復了我的郵件。郵件里他們先是感謝我的信任，然后禮貌地寫道，“您各方面都很優秀，但我們的實習崗位優先考慮211高校的學生。”
我又進了垃圾桶。
3.
改變發生在2013年6月。那時，湖北省荊門市下轄的鐘祥市，發生了高考后數百考生圍攻監考老師的事件。事發后，當地政府在通稿里說，考生圍堵老師是因為考試沒考好，發泄情緒。
我對這個結論感到不可思議。我也是參加過高考的人，我無法想象，幾百考生會因為沒考好這樣荒謬的理由去圍攻監考老師。隨后我帶著疑問，找到了一個熟悉當地情況的朋友。朋友告訴我，發生圍堵事件的真實原因其實是，荊門市首次實行異地老師監考，很多考生無法進行高考舞弊，考生及家長情緒失控。
隨后，我又通過網絡，找到了一些當地人了解情況，發現那個朋友說的基本屬實。一個當地人更透露，高考第一天就有監考老師因為沒收了考生的作弊器材，而被考生家長毆打。
了解這些情況后，我發了一條微博。很快這條微博就獲得了幾千轉發，很多記者通過微博聯系我。我向他們提供了我所知道的信息，隨后還跟著央視焦點訪談去了荊門進行調查。當時幾乎所有報道此事的媒體，都得到了我的幫助，因此我也認識了一批調查記者。
六月底，大二結束放暑假，當時我正好沒事兒，加之小時候也做過記者夢，就找到了剛認識的新京報記者蕭輝，試著向她提出了去實習的請求，沒想到她竟然同意了。于是，七月初我去了北京。
4.
剛到北京時我幾乎不認識任何人，也找不到師兄師姐。在報社，其他實習生可以輕易找到校友。他們校友的數量可以輕易組成幾只足球隊——僅我所在的深度報道部，北大的畢業生就有兩位。
我只能靠自己。
剛去的我連什么是“報題”都不知道，消息也寫得磕磕巴巴。晚上躺在除了小單人床連凳子都放不下的隔斷間里，我開始思考對策。
我用了一個蠢辦法，背和抄。我找來許多消息和深度報道，一篇篇研讀，遇到好的消息，我就背下來，碰到優秀的深度稿，我就在電腦上一個字一個字的敲一遍。一個星期下來，我背了幾十篇消息，深度稿也抄了好幾篇。也許是拜從小看書讀報的帶來的積淀所賜，我開始找到感覺。第一次看到“韓雪楓”三個字被印上報紙時，那種激動簡直無法形容。
但新聞的核心從來就不是寫作。我在新京報參與的第一個大稿件是湖南臨武瓜農事件。這時候學生會的工作經驗幫助了我，我較為了解體制內官員的想法。在事發的第二天，我通過電話突破了臨武當地的一名官員，獨家獲得了涉事城管隊員的身份信息以及他們作案后的一些細節。
這次成功的突破讓我得到了幾名記者的欣賞，慢慢我手頭的稿件多了起來。在實習滿一個月的時候，我已經參與了“陜西醫生販嬰”、“氣功大師王林”等近30篇稿件的采寫。有一個實習時的八卦，“瓜農事件”時，我搜到了一篇臨武城管涉事大隊在事發前兩周發的“與小販心連心”的自吹稿件，然后我將它發到了微博上。結果被環球時報微博轉去并配上了“藥店碧蓮”的評論，倒是捧紅了“藥店碧蓮”這個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