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年的記憶
劉桂英撰寫 程正渝整理
1我的老家在四川省仁壽縣珠加鄉劉家灣村。據父祖輩們講，明末“張獻忠剿四川”，四川人口死亡過半，接著戰亂持續30多年，四川殘余人口僅60余萬。1694年《康熙招民填川詔》下令湖廣填四川，持續數十年，移民100余萬。我們祖輩劉家人就是這個時候從廣東來到四川的。
我的祖父劉文繁（1900—1954）解放前也是唸過私塾的有文化的人，一直在成都工作，直到解放才回到家鄉務農。
祖父和祖母蕭氏于1924年結婚，生育了大姑（1925年出生）、二姑（1927年出生）和我的父親（1929年出生）三個孩子。大姑嫁到方家，二姑嫁到朱家，都離得不遠。
我的父親劉蜀川（1929—2003），也讀過私塾，粗通文墨，會打一手好算盤。解放前就喜好肩挑背馱出外做小本生意，到過甘孜、阿壩。1950年父親和母親舒淑琴（1928—1998）結婚，母親是四川本地農家女子。
我叫劉桂英，1951年12月出生時非常瘦小，叔伯姑姑劉淑霞來看到說，“桂英瘦小得像只貓……”。我說話比較晚，兩歲多了還只會“啊——啊——”地叫。有一天祖母讓我去叫祖父回來吃午飯，我就跑出去，對在地里干活的祖父“啊——啊——”地叫了起來，祖父聽到，放下鋤頭說：“孫女會說話了，叫我回去吃午飯呢。”
1954年祖父去世，一直等到在外面做生意的父親回家才入殮下葬。
我的大弟出生于1954年，二弟出生于1956年。
有一回父親挑著我和大弟去趕集，回來時給我們姐弟仨一人買了一根棒棒糖，給二弟的叫我拿著帶回家。等回到家時才發現，我不知不覺地把二弟的棒棒糖也吃得剩的不多了……
還有一回母親給弟弟喂奶，沒有我的份，我急了，在母親的背上咬了一口。母親說：“桂英還想吃奶，弟弟還不夠吃呢！”——可見我小時候多么調皮。
母親和祖母脾氣都很好，平日話都很少，又都是勤快人，婆媳關系融洽，我從沒見她們紅過臉。
21957年上半年，父親在外面跑生意，“反右”運動開始了，村里認為我家是“中農”(1)，父親有文化，又常外出做生意——是個批判對象，而他又不在家，就把我母親叫到鄉里，叫她交代丈夫在哪里。我母親回答說：不曉得。無論干部們怎樣開導，我母親只有一句話：不曉得。于是鄉干部把我母親關了起來，讓她坦白交代丈夫的下落。而我母親還是只有一句話：不曉得。鄉干部把我母親關了半個月，無可奈何，只得把她放了回來。
就在母親被關在鄉里的時候，恰逢村里干塘捕魚。祖母是小腳，下不了水，還得照看我的兩個弟弟。只有五歲多的我是家里唯一的勞力，于是我拿了個筐，也跟著大家下塘捕魚。全村的人都下到池塘，個個泥水滿身咋咋呼呼，放了水的池塘里那么多的魚活蹦亂跳……我拿著筐也急忙扣魚，卻怎么也扣不著；我好不容易扣上了一條大魚，等我動手抓時又蹦跳得不見了……我拼命地扣呀抓呀就是抓不到……別人都抓到好多魚了……父親為什么不在家呀……散場了，我渾身泥水低著頭拿著空筐朝家走時，心里想，如果父親在的話，我也會像別的孩子那樣，抱上一筐魚回家的……
我們的鄰居、近親劉運武大伯，家庭成分也劃了個中農，也有些文化，也有劉家人平日好高談闊論的特點。村里“大鳴大放”時，都慫恿他發言。他果然在大會上慷慨陳詞：現在都說形勢大好，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可是吃飯還得吃紅薯米飯……。于是，他的這番言論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他成了重點批判對象。在批判大會上，還沒幾個人發言，劉運武大伯就遭到眾人圍攻毒打，一連打斷了三根竹棍！劉運武大伯被打得皮開肉綻奄奄一息，抬回家后就臥床不起，又沒錢去醫院看病，躺了兩三個月就去世了。
到了1959年下半年，劉運武大伯的妻子又病又餓也撒手人寰，留下三個女兒，大女兒劉秀英才十三四歲。
我父在“反右”之前還通過叔伯兄弟劉學如（劉運武的親弟弟）給家里寫過幾次信、匯過幾次錢，后來聽到劉運武遭到批斗毒打致死的風聲，就再沒給家里來過信、匯過錢，也越發不敢回家來了。我父那時在甘孜阿壩跑小生意，恰恰遭遇藏民暴亂，只得和當地逃難百姓隨著平叛部隊前行，一路到了青海，以后又從青海去了新疆。
31958年上半年除四害，在我們村里搞得熱火朝天。我們那里除了完成上面規定的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外，還要消滅一種吃菜葉子的“豬兒蟲”。大人都有除四害的具體任務，每天必須完成。媽媽帶著我們姐弟仨，除了搖著樹枝吆喝著驅趕麻雀外，主要是捕殺專門嚼食菜葉、約5厘米長的豬兒蟲。路邊的一口枯井，不久就倒滿了大家捕殺的全身墨綠肥墩墩胖乎乎的豬兒蟲。
1958年下半年實行公社化，隊里辦大食堂，過共產主義生活——吃大鍋飯，家家戶戶的鍋碗瓢勺都收走了。開始伙食還不錯，一天吃三頓飯，每頓有幾個菜，大魚大肉，浪費很大。
1958年下半年大煉鋼鐵，我們村子附近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樹林，被統統砍了拉到公社去煉鋼鐵了。家家戶戶的鍋碗瓢勺，凡是帶鐵的統統收去煉鐵了。
到了1959年上半年，隊里大食堂的伙食就不行了：一天兩頓，稀飯，不見油星的湯菜。
一天， 我餓得不行了，扯下門口掛著的紅辣椒就往嘴里塞，頓時辣得我大哭起來；接著肚子劇痛，痛得我滿地打滾……
一天晚上，奶奶看我們姐弟幾個餓得實在可憐，不知從哪里搞來了一些豌豆和一把米，用家里僅有的砂鍋偷偷煮起來……誰知煙囪冒煙被生產隊長劉俊臣（也是近親、近鄰）看到了，他大吼一聲沖進房子，提起砂鍋狠狠地甩在地上，砂鍋碎了一地，砂鍋里那點稀飯和豌豆甩了一地一墻。奶奶只有默默地流淚——因為那時生產隊規定不準任何人在家里另起爐灶，有違反者就是這個下場！
那時，其實隊里的庫房里還有一些糧食，地里的稻子、小麥、花生、紅薯、豆子之類還是有的，但是生產隊規定不準任何人吃和拿，否則，就要挨批斗，甚至勞改！——那個敢呢？
1959年下半年，隊里大食堂的伙食就更差了：一天兩頓，每頓每人一碗，瓢兒菜湯里的米粒更少了。大人們說，那大鍋瓢兒菜湯里的米粒真像“一個螺螄打十二碗湯”的螺螄一樣稀少而珍貴呀！
人是最不經餓的。這時人們個個瘦得皮包骨頭，有的則浮腫了，有的腫得皮膚發亮、流黃水……
一天半夜，五歲多的大弟餓醒來了，用微弱的聲音說：“阿媽，我想喝口米湯。”那時家里哪里有米有鍋做米湯呢？媽媽只得給他喂了點水。不一會兒，大弟就斷氣了。在暗淡的燈光下，看著大弟瘦弱可憐的模樣——媽媽、奶奶和我都哭了。媽媽傷心地哭著說：“孩子你走了，阿媽對你阿爸咋個交代呀——”
不久，三歲大的二弟餓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也悄然離去了……
我那時也餓得死去活來——沒有餓死確實是個奇跡!究其原因，是因為我比弟弟們大些，可以跑到外面找吃的，抓起什么都吃：挖出草根來就吃，抓到蝗蟲螞蚱燒著吃，挖出蟲蛹來也燒著吃（2）；我還在地里來來回回地轉，看有沒有剩在地里的花生、紅薯、豆子、蘿卜、萵筍、蔬菜之類的東西，若找到了立刻就塞到嘴里生吃掉……
有一回，我們一群孩子在地頭找吃的，隊里的羅會計趕來，單單把我抓住打了一頓，還邊打邊吼道：看你還敢不敢來揀公家的東西了！你爸躲到哪里去了！……
原來是因為我爸爸不在，才單單只抓住我打！
我那時看到別的孩子的爸爸都在家，心里想，爸爸如果在家多好啊，爸爸為什么還不回來呀？
41960年5月的一天，我和媽媽、奶奶在隊里大食堂吃飯，忽然看到我家附近火光沖天，我們急忙趕回家來，大火已經把我們家和鄰居劉秀英家燒成一片廢墟！十三四歲的劉秀英已嚇呆在廢墟旁。原來是她在地里撿了些豌豆，偷偷在家里燒著吃，一起火就著成了大火，當時我們住的都是低矮的茅草房，大家又都到遠處的大食堂吃飯去了，大火很快就把我們相毗鄰的兩家的房屋吞噬了!
前面講了，劉秀英的父親劉運武在1957年反右時遭到批斗毒打致死，其母也在1959年又病又餓死了，只留下十三四歲的劉秀英照看著兩個妹妹。
大火無情地燒光了我們兩家的房屋，我們兩家這些年已經一貧如洗了，現在可真是一無所有了！連一根針一根線都沒能從家里拿出來。二舅媽看我身上的衣服很破了，就給了我一件舊衣服，我以后就一直穿在身上。
公社安排我們兩家到鄰近的民和（村）居住。我家的房東是母子倆，男孩子跟我差不多大，他們家其他人都餓死了，也很可憐。我們到他們家住在一間小茅草房里。他們剛好抓到一條小蛇燒熟了準備吃，見我們來了，特地給我們送了兩塊蛇肉來。我有點害怕，不敢吃。奶奶勸我說：“要保命呵，吃吧。”我鼓起勇氣吃了一塊。奶奶和媽媽推來推去，后來合著吃了另一塊。
奶奶常感嘆地說：“解放前就是災年紅薯還是吃得飽的呵！現在還沒有天干，也沒有洪水呀……”
民和（村）這邊的大食堂和劉家灣（村）那邊一樣，每天開兩頓飯，每人每頓也只是一碗清湯寡水的飯——飄兒菜湯里飄著幾粒米。
奶奶終于餓得起不來了——走了！我和媽媽眼淚都哭不出來了……
在那三年，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餓死了三口人：大弟、二弟和奶奶。
大姑父和二姑父趕來，用薄板皮釘了一個簡陋的棺材，把祖母的遺體抬回劉家灣，埋在祖父生前準備好的夫妻合葬墓的墓穴里，草草殯葬了。
媽媽帶著我也回到了劉家灣。媽媽對生產隊長說，我們不去民和（村）了，這里才是我們的老家。隊里只得把我們安置在一位姓周的家里的一間矮小的柴房里，放了一張床，鋪了一張席子，我們就住下了。
劉秀英沒有帶兩個妹妹再回劉家灣來，她為了養活兩個妹妹，十五歲就嫁人了。
51961年，饑餓依然在天府之國肆虐。
1961年春天里的一天，母親帶我去看外婆。母親說，這次啥子都沒得帶的了。
記得前些年生活好些的時候，有一次母親帶我去看外婆，帶了一只煮好的雞腿，母親一路囑咐：給外婆留起。誰知我一路上不知不覺地把雞腿吃完了，到了外婆家啥子也沒得了。母親說了我幾句。外婆說：“來就好，啥子也不用帶。”說著，外婆用鑰匙打開她的小木箱的鎖，取出一些花生、豆子給我吃。
這回來外婆家，外婆流著淚說：“外婆啥子都沒得了……”。她的那只小木箱空了，鎖扣也被撬了。
外婆對母親說:“那時候我一個人帶三個娃兒，在地里勤干活，還是能吃飽肚子的；青黃不接也餓不了肚子。那像現在呵……”
后來，母親對我說，大舅媽把外婆的小箱子的鎖撬了，不許她再為孩子們收藏一些花生、豆子之類的東西。母親還說，大舅媽可兇啦，大舅在外面混得不行，餓著爬回家來，被大舅媽趕出家門，以后再也沒有音訊了……
不久，外婆來我們家了，我和母親住在周家的小柴房里一無所有，——外婆沒想到女兒家過得這么慘！
吃飯的時候，母親在大食堂多要了一只空碗，把自己碗里的飯（其實就是飄兒菜湯里有幾粒米）倒出一半在空碗里給外婆，叫我也把碗里的飯給外婆一些。我不給——心里想，自己都吃不飽還給別人。外婆說：“我不餓，夠了。”母親對我說：“她是外婆，你給外婆倒一些。”我還是給外婆倒了一些。
——長大后，我想起這件事就內疚，我那時候怎么那么不懂事啊，多傷可憐的外婆的心啊！
外婆回去后不久就去世了，當然是饑餓……
呵，我這個不孝的外孫女，連外婆的姓名都不知道！聽母親說，外公姓舒，是個老實的農民，在我母親小時候就過世了。外公、外婆育有二兒一女，他們的家在鄰近的方家公社（鎮）。
但愿外婆在天國不挨餓，原諒并保佑我這個愛她的外孫女。
如今，我也六十多歲了，也當上外婆、當上奶奶了，每當我想起那三年兩個弟弟餓死的凄慘情景，想起奶奶、外婆在饑餓中掙扎的日子，不禁悲從中來，久久不能平靜！ ……
6 1961年秋天，父親從新疆寫信并匯錢到劉學如叔叔處，請他送我母親和孩子到新疆去。劉學如叔叔不想去新疆；正好劉淑霞姑姑來家，母親問她愿不愿意去新疆，她毫不猶豫地說：“走，去新疆！”
劉淑霞姑姑讀過書，有些文化，已經是二十來歲的大姑娘了，當時在水庫上勞動，不愿意在農村找對象。她的父親已經去世了，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都已成家，還有母親和一個弟弟在家。她果斷地跟我們一道去新疆。
生產隊和公社出人意料地、很爽快地給我們開了去新疆的證明，也不過問父親的事了。
我們坐上了從沒見過的長長的火車。一路上都是穿得破破爛爛的拖兒帶女的人們，不是逃荒的，就是要飯的，還有偷的、搶的……
到了烏魯木齊，我們住在一家旅社里。我們的錢花光了。劉淑霞姑姑給我父發去電報，要他火速寄錢到這旅社來。我們沒錢買飯吃了，我在旅社的食堂餓暈了，正好有一位在食堂就餐的干部看到了，問我母親，這孩子怎么了？母親隨口答道，孩子病了，沒得錢去看病。那位干部立即掏出五元錢給我母親，說，趕緊帶這孩子去看病吧。——我們只知道這位干部是新疆林業廳的干部，姓名都沒問到。那時五元錢我們可以吃好幾天的飯呢！母親給我買了一碗稀飯，我吃了，頓時覺得好了許多……
劉淑霞姑姑急中生智，把從老家帶來的自己繡的鞋墊擺在街頭賣也掙了幾元錢。
等了幾天，父親的錢寄到了旅社，我們買了班車票，搭上了班車，在茫茫的戈壁上又顛簸了兩天，才來到西距烏魯木齊五百多公里的邊陲小城博樂。到了博樂，父親乘著馬車到客運站來接我們，——我終于見到了盼望已久的父親！而父親得知兩個弟弟、奶奶和外婆都餓死了，當場失聲痛哭，我和母親也哭了……
父親在新疆邊境上的一個國營牧場當農工，每個月的工資雖然只有十多元，但一家人吃食堂的伙食費還是夠了。場部領導看他的家屬來了，就給他分了一間小地窩子(3)。于是，我們又有了家了。
那時新疆的這個國營牧場也有食堂（4）：主食以玉米面窩頭為主，也供應少量的白面饃饃；菜主要是煮的凍洋芋，吃起來甜絲絲的，怪好吃的，菜湯里還有油花呢。——我們終于不餓肚子了！
過了些日子，母親和姑姑也下地干活了——她們也成了國營牧場的農工。
我從此成了新疆人——那時快滿十歲了。
注：
(1)、以后又改為“下中農”。
（2）、別的孩子還燒青蛙、老鼠吃呢。
（3）、地窩子，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始屯墾戍邊時，為解決住房問題，創造的較簡陋的居住方式，挖制方法比較簡單：在地面以下挖約兩米深的坑，寬約兩三米，長度依需要定；房頂用整根的杉木作檁條（或放幾根椽子），再鋪上厚厚的秸稈（或鋪葦把子）；最后再在上面抹一層草泥（麥秸和粘土加水和制）這樣一間地窩子就建成了。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新疆農村廣泛采用。
（4）、主要是為單身職工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