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中央高層會議上，毛澤東說：“印度整了我們整整三年。從1959年開始，1960年、1961、1962年，有四個年頭了。多年以來我們采取了許多辦法想謀求中印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裝沖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魯非打不可，那我們只有奉陪了。來而不往非禮也。（說著用手指著軍事地圖，大手一揮：掃了它）……但我們的反擊僅僅是警告、懲罰性質，告訴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用軍事手段解決邊境問題是不行的……”
——這就奠定了這場反擊戰的性質，是警告，是嚴懲印度而不是要滅掉他！適可而止，只打到傳統老國境線。然后主動停火，主動后撤，無條件釋放俘虜，把繳獲的軍用物資回給他，讓他來我們指定地點，乖乖前來簽字畫押領取——其實也是對印度的極大羞辱了！
1959年，印度策劃的西藏上層武裝叛亂失敗后，尼赫魯氣急敗壞，拿出最后一張反華王牌——在麥克瑪洪線上大做文章。
印軍在朗久挑起武裝沖突，但沒有占到便宜。中國政府為緩和邊境緊張局勢，促進中印邊界問題的和平談判解決，我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東段單方面實行后撤，停止巡邏。印軍卻乘機向“麥克馬洪線”以北地區推進，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兒，并且仍然侵占著沙則、兼則馬尼、塔馬頓等我國領土；還包庇在這個地區活動的西藏武裝叛匪。同時不斷增兵，將原駐印巴邊境的兵力抽調到中印邊境，在阿薩姆地區新建立了第三十三軍軍部和第二十三師師部，軍隊從過去兩個師增至4個師又1個軍部。還加強戰場建設，大力改善所謂“東北邊境特區”交通運輸條件，為長期占領我國領土做了大量軍事準備。
進入1961年尼赫魯在國內掀起大規模的反華運動，命令東部軍區在中印邊境東段推行“前進政策”，所謂前進政策就是用軍事手段趕走我們的邊防部隊。之后印軍第四師于1962年2月15日與阿薩姆步兵及“東北邊境特區”山區司令部，共同制實施“昂卡爾行動”為代號的作戰命令，由第四師配備軍官，率領阿薩姆步兵前往“卡門”、“蘇班西里”、“西安”和“魯希特”邊區分批建立若干哨所，并搜集有關我國邊防哨所兵力等情報。
3月，印軍第七旅派人員進入“麥克馬洪線”以北地區偵察。5月，印軍錫克聯隊第一營馬哈維爾•普拉薩德上尉率人對克節朗河谷哈東拉山口進行偵察。6月初，印軍在“麥克馬洪線”以北的扯冬（印稱“多拉”）建立了哨所。妄稱中印邊界就在塔格拉山脊（即拉則山脊）。尼赫魯叫囂“陸軍如果還沒有把印度管轄權推進到塔格拉山脊山頂的話，現在它可以這樣做了。”并公然在拉則山口擅自豎起了界碑。1962年上半年，印軍竟在“麥克馬洪線”以北地區建立了24個新哨所。
為對付印軍不斷入侵，1962年9月8日，山南軍分區第二團第三連進入克節朗地區，控制了克節朗河北岸地區，與入侵扯冬地區印軍隔河對峙。我國邊防部隊在杜浪橋西南端插上紅旗，向入侵印軍喊話，重申克節朗地區是中國領土，印方應立即撤出該地區。
9月9日，印度命令第七旅要在48小時內向前開拔，國防部長梅農叫囂“在必要時開火”，“武力驅逐”中國軍隊。14日尼赫魯在倫敦指示印度內閣，“在‘麥克馬洪線’決不能退讓一寸。”印度報紙也大肆渲染“中國入侵達旺”，煽動反華情緒。
9月17日9時15分，印軍開始圍逼我擇繞橋橋西哨所，先后打死打傷三連官兵劉道臣、肖猷興、崔道華、鐘世民等十來個戰友。在這面對面的斗爭中，班長吳元明膽大心細，機智勇敢，針鋒相對，以大無畏精神勇斗印軍，戰后國防部授予戰斗英雄稱號。
擇繞橋事件后，為了應付日益緊張的克節朗地區斗爭形勢，419部隊157團第一營于21日進至麻麻，28日進至拉則山口北側。
進入10月份，印軍挑釁不斷升級。10月8日，在印軍新成立的第四軍軍長考爾的策劃和指揮下，印軍越過克節朗河，企圖占領克節朗北岸的尺冬（印度稱其為僧崇）。10日9時20分，印軍旁遮普聯隊第九營，在喬杜里少校指揮下，對我國邊防部隊守軍（157團第一營第二連一個排）發動了進攻。在炮火掩護下，印軍40余人向我國邊防部隊沖擊。我邊防部隊被迫進行自衛還擊，打退了印軍的進攻，印軍丟棄尸體6具（含軍官1名），51迫擊炮1門，輕機槍1挺，英式步槍10支。我方陣亡11人，傷22人。為被免事態擴大，印軍潰逃途中未予追殺。
印軍為發動大規模進攻，不斷向中印邊境地區調兵遣將。至10月中旬，印軍在中印邊境東段已有1個軍部（第四軍）、1個師部（第四師）、3個旅部（步兵第五旅、第七旅和炮四旅），計有15個步兵營，兵力達2.2萬余人。
擔負印軍第四師突擊任務的第七旅所屬4個營3000余人，已推進到“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克節朗地區，與原侵入這一地區的阿薩姆步兵第五營一部會合。
軍事部署完畢，尼赫魯于10月12日出訪前夕在新德里巴蘭機場公開宣稱，他已經向印度武裝部隊發出命令，要把“中國入侵者”從“東北邊境特區”的印度領土上“清除掉”。10月14日，印度總統拉達克里希南在新德里發表反華講話，堅持要中國邊防部隊從自己的領土上“撤出”去，呼吁印度人民支持正在向中國進行軍事入侵的印度軍隊。同一天，印度國防部長梅農在班加羅諾爾發表講話，贊揚尼赫魯10月12日的決定，表示不管用一天，一百天還是一千天的時間，都要實現這個決定。梅農還叫囂：我們將打到最后一個人，最后一支槍，一定要把中國人趕出去，這里不存在這種態度有任何改變的問題。
17日，入侵克節朗地區的印軍在色章湖以東、卡龍以西地區，向我國邊防部隊連續發動進攻。
18日，印軍再次向克節朗地區的我國邊防部隊發動進攻。當日，印度國防部官員宣稱：在中印邊境東段已經把中國人“趕回兩英里”。
那么北京的態度怎么樣呢？
10月6日，總參謀部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假如印軍向我進攻則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東線西藏軍區作準備外，西線也要配合。如他進攻，不僅要打退，還要痛擊狠打。必須堅決貫徹“后發制人”的戰略思想，以及“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既要考慮軍事行動的需要，更要根據政治、外交斗爭的需要，把軍事行動的可能與政治外交斗爭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在特殊情況下，寧可在軍事上少殲滅一些敵人，也不能在政治外交上惹出麻煩，造成損失。我們為了貫徹這一方針，印軍潰逃竄入不丹，我們未予追擊。讓他們跑了不少。
狠打痛擊的方針既定，反擊作戰的主要方向也已明確。那么中央軍委為什么把主要反擊方向選在東段，也就是說，為什么要把主戰場放在達旺一線呢？這是因為印軍在這里占地大，兵力多，有仗可打。從地理天候條件來講，東段用兵條件比西段好，便于集中使用兵力，有可能大量殲滅印軍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東段是印度已經占領、力求鞏固并確保的地方，并以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作為資本。我國邊防部隊向“麥克馬洪線”以南反擊，不僅有利于大量殲滅印軍，而且可以在事實上否認“麥克馬洪線”，這樣就能擊中印度尼赫魯政府的要害。
印度依仗美蘇支持，越過非法麥克瑪洪線，零敲碎打，蠶食我國領土，不斷打死打傷我山南軍分區的邊防軍人……
我們則后發制人，有理、有利、有節，不打則已，打則要痛擊、狠打，大量消滅其有生力量。以打促和，爭取印度坐下來和平談判。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新仇舊恨，為國雪恥就在此一舉！必須大量消滅其有生力量。我們419部隊既然已經來到克節郎溝，對面就是曾經加入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參加過二戰的印軍王牌中的王牌第七旅。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從未與印軍交過手，慎重初戰，首戰必勝，從軍委下來層層認為，集中優勢兵力，打他一個營……
我們155團團長劉廣桐，深入克節郎溝，實地考察后發現，打他一個營，必然遭到側翼敵人的攻擊，會大量增加我們的傷亡……不能只打一個營，要打就打他一個旅。但這大膽的想法，沒有到贊同。事情報到剛剛參加18日毛澤東親自主持的中央戰前會議回來的西藏前指司令張國華將軍那里。得到張將軍的高度贊揚！于是劉團長的這個方案再次上報總參。慎重初戰！誰也不敢拍板。最后，還是毛澤東表態：要相信前線指揮員，打不好重來嘛。這個信息再次回到克節郎溝，于是又有新的意見出來，既然方案改變，要打一個旅，為穩妥起見，是不是要重新部署，改變發起攻擊時間。這時候，419部隊政委陰法唐說，我的部隊已經在敵人鼻子底下潛伏了一整天，延緩攻擊時間，萬一暴露了怎么辦……就這樣，1962年10月20日早上七點半，載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輝史冊！
阿三，就讓你們再安安穩穩再睡一晚吧，明天一早，老子們就來亮劍雪恥啦！
順便提及，有網友曾問我，戰后經常有大量的報道提及陰法唐，沒有再看到419部隊司令員柴洪群的消息，為什么？我也一時語塞。現在看來是不是與此有關。155團團長劉廣桐，大膽提出要打就打它一個旅，而不是一個營，此方案得到陰法唐支持，張國華高度贊揚，毛澤東首肯。于是我們才順利干掉印軍王牌中的王牌第七旅。所以，很自然有必要介紹介紹當時155團的劉團長與政委喬學亭。他們都是三八式老八路。
戰后，劉廣桐調任419部隊參謀長。1965年5月，奉中央軍委命令，藏字419部隊恢復陸軍第52師番號，歸西藏軍區建制，下轄154團、155團、156團（由原419部隊157團改稱）、炮兵309團。劉廣桐相繼擔任了第52師參謀長、副師長等職。1969年9月至年底，西藏軍區第52師與第50軍149師互換防務和番號，進駐四川樂山，改稱第50軍149師，原屬各團依次改稱步兵445團、446團、447團和炮兵團。此后，劉廣桐先后升任149師師長、第50軍副軍長兼參謀長。由于長期的高原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1992年1月14日，劉廣桐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71歲。老將軍戎馬一生，在149師中留下了很多傳奇，深為老兵們所懷念。劉團長英年早逝啊！
喬政委，戰后調任西藏四一九部隊政治部主任，后升任副政治委員。52師恢復后歷任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1971年2月至1978年7月任陸軍50軍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1982年10月至1985年6月任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軍區黨委常委。曾獲三級獨立自由勛章、三級解放勛章。1989年7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功勛榮譽章。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2011年11月4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