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丁玲和胡也頻同居了。日子不多，二人就把住所搬到了香山。畢竟是新婚燕爾，那段時間對兩個年輕人來說，生活是非常甜蜜的。偏巧，沈從文則經梁啟超和北京大學教授林宰平的介紹，到香山慈幼院圖書館當辦事員。
于是，這三個人，在1925年的秋天認識了。
三個年輕人很快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偶爾家里不愿意起火，胡也頻便拽上丁玲去找沈從文蹭飯吃。而年輕人火氣爆，一言不合就吵架拌嘴的，往往這個時候，沈從文又成了二人的和事佬，家庭調解委員會主任。
再后來，三個年輕人便干脆住到了一起。
這種三人行的合住方式竟然維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據李輝先生在《沈從文與丁玲》一文中說：漢園公寓主人的兒子黃伯飛多年后回憶，沈從文的房間是樓房后座二樓左角的一間，他和沈從文的房間只是一墻之隔。沿著左邊走廊的兩個房間，一間是胡也頻的，一間是丁玲的，當然，這兩個房間里邊是相通的，胡也頻和丁玲只用靠近樓梯的一個門口出入。
任何人心里都有個小窗口，對于三人間這樣的親密關系，據傳胡也頻也曾懷疑丁玲和沈從文之間有什么貓膩。但經過他的縝密監視，一切子無須有。但是，這三個人的關系確實密切到一個令人吃驚、甚至讓人對友誼的濃烈方式達到羨慕的程度。當時胡也頻與沈從文只要誰能得到一筆稿費，立刻就用這筆稿費來改善一下三個人相同拮據的生活。
可以說，丁玲、胡也頻、沈從文之間在金錢是不分彼此的。
另據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代戲曲研究會會長趙景深撰寫的回憶文章說：冬天的時候去看望他們三個人，居然驚訝地發現，丁玲的字簡直和沈從文的一模一樣，“可見他們三個是多么要好了”。我每每寫到這里，都希望就此打住，因為這是這三個人難得的團結友愛時刻，在這個春天，就像沈從文在《人間》創刊號上所寫的“卷首語”那樣：“開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事，沒有什么可說。幾個呆子，來做這事，大的希望，若說還有，也不過希望另有許多呆子來做本刊讀者而已。”那時，他們是幸福的，雖然不久之后，他們即將走上不同的道路，因為他們太不相同。
因為丁玲、胡也頻、沈從文三個年輕人的關系好，最主要是二男一女的關系，在后來他們到上海后，一直有很多關于他們的小道消息傳播著。人云亦云的八婆們興奮地傳說著他們“大被同眠”的細節。
一直到很久之后，還有研究者談起這段“三角戀”。
據《丁玲、胡也頻與沈從文的“同居三人組”》（作者不詳）一文所記載：所謂“大被同眠”，多半起源于李輝英寫的《記沈從文》：“他們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別，他們可以共飲一碗豆汁，嚼上幾套燒餅、果子，而打發了一頓餐食。有了錢，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沒有錢，躲在屋中聊閑天，擺布了歲月；興致來時，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園，又三個人同趨同步，形影不離。”最早的說法強調的是“不感到男女有別”，因為他們是那么好的朋友，何況根據黃伯飛說的，他們三個人并沒有住在一間房間里。而到了上海，雖然租在一幢房子里，但不久之后丁玲的母親、沈從文的母親和九妹也來到了上海。胡也頻、丁玲和丁母住二樓，沈從文和母親、妹妹住三樓。
可令人萬萬沒想到的是，丁玲和沈從文在世人眼里如此牢不可破的關系，最終的結局卻是老死不相往來，且怨恨一生。
二
丁玲和沈從文結下半世毒怨到底因何而起呢？
這一切還要從沈從文的一篇回憶文章說起。據光明網微博《沈從文和丁玲為何反目》（作者：文敏）一文所言：1931年初胡也頻被捕、犧牲，沈從文作《記胡也頻》以示悼念。盡管沈從文并不贊成胡也頻的革命事業，但他的哀悼是真誠的。在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后半生》中也記敘了沈從文陪伴喪夫的丁玲與孩子回湖南常德，將也頻的遺孤交丁玲母親撫養。1933年夏丁玲被捕后，沈從文又全力營救，連發兩個營救聲明。訛傳丁玲犧牲后，他寫下《記丁玲》和《記丁玲續集》，寄托自己的哀思。但偏偏就是因為沈的回憶文章，丁玲和沈從文反目了。沈從文誤以為丁玲犧牲時寫道：“（丁玲）這個作家生來如何不辜負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潑，熱情……她哭過，笑過，在各種窮困危難生活里將一堆連續而來的日子支持過，終于把自己結束到一個悲劇里死去了。她的作品與她的生活，皆顯示天才與忍耐結合而放出異常美麗的光輝。她贈給年青人的希望和勇氣，應當已經夠年青人立起來做個結實硬朗的人的分量了……”
這樣美好的描述何以激得丁玲勃然大怒？還是請光明網微博《沈從文和丁玲為何反目》（作者：文敏）一文為我們揭開歷史的真相吧：1981年，丁玲76歲，沈從文也78歲，二人都是將近八旬的老人，他們非但沒能帶著美好友誼離世，反而把怨恨和傷心帶進陰間，甚至還留給兩家后人一定的隔閡。丁玲寫了一篇戰斗口氣十足“說明真相”其實是痛罵沈從文的文章，題為《也頻與革命》，刊登于1980年第3期的《詩刊》上。文中稱沈從文為“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峰上品評在洶涌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紳士”，稱《記丁玲》為“編得很拙劣”的“小說”。
沈從文本人從來沒有公開回應過丁玲的文章，但內心的悲憤是長久無法消除的。私下里他在致施蟄存的信中說“只圖自己站穩立場，不妨盡老朋友成一‘墊腳石’，亦可謂聰明絕頂到家矣。”
丁玲發在《詩刊》上的文章編輯是邵燕祥，他倒為此感到內疚不安，寫信向沈解釋始末，沈從文回信說：“依照近三十年社會習慣，有‘權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認現實，不會和她一般見識，爭什么是非。”但他決定在《沈從文全集》中不收《記丁玲》和《記胡也頻》以示抗議。
許多研究者及后來人都對沈從文寄予同情態度。
在李輝所著《沈從文與丁玲》一書中，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沈從文是最痛苦的，所有人都在批判他，說他反動，這時候他最需要老朋友的認可，為什么丁玲這個年青時曾欠沈從文一個大人情的老友卻也來踏上一只腳？很多人的解釋是也許和當時的“搞革命不能講人情”的形勢有關。
世事難料，誰能想到自己也有被打倒的一天呢？1955到1977年丁玲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有一次開作家聯誼會，沈和丁玲同在，當時仍深陷政治泥潭的丁玲在文學家群中顯得特別孤單也不愿沈從文接近，盡管沈熱情問候，而她始終板著臉，只是把眼睛往別處看。似乎認為我雖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和你“反動文人”還是有根本區別的。
在丁玲晚年秘書王增如筆下，有一個解釋可能更切實際：因為《記丁玲》中寫到了一個她忌諱的人——馮達。丁玲實在不愿有人提及馮達。因為在她的歷史結論中，罪狀之一就是她被捕后繼續與馮達同居并生了一個孩子。馮達是“叛徒”，馮達讓她蒙冤。
丁玲去世十多年后，王蒙曾在一篇專論丁玲復雜性的文章之末感慨道：“她并非像某些人說的那樣簡單。我早已說過寫過，在全國掀起張愛玲熱的時候，我深深地為人們沒有紀念和談論丁玲而悲傷不平。”李陀以“丁玲不簡單”為題作論，力求深入地解讀革命話語生產中的丁玲其人、其文及其思想的復雜性。
三
看海和出海是兩種不同的人生境界，一種是把眼睛給了海，一種是把生命給了海。丁玲到死都在怨恨著沈從文，可對她生命中的另一個男人，卻是無盡的思念。這個男人就是：馮雪峰。
對于這個讓丁玲刻骨銘心的馮雪峰，沈從文是這樣描寫他如何出現的：自然的，這先生上課一禮拜后，兩人之間便皆明白了這種學習有了錯誤，她并不適宜于跟這個人學習日文，他卻業已起始跟她在學習愛情了。最糟的事便是引起問題的女人，不只是個性情灑脫的湖南女子，同時還是個熟讀法國作品的新進女作家，她的年紀已經有了二十四歲或二十五歲，對于（格雷泰·嘉寶）《肉體與情魔》的電影印象則正時常向友朋提到。來到面前的不是一個英雋挺拔騎士風度的青年，卻只是一個相貌平常，性格沉靜，有苦學生模樣的人物，這種人物的愛情，一方面見得“不足注意”，一方面也就見得“無害于事”。因此，倘若機會使這樣兩個人單獨在一處，男的用著老老實實的，也儼然就如一般人所謂鄉巴佬的神氣，來告給女的一切敬慕以及因此所感到的種種煩亂時，請想想，那個熟讀《人心》等書的女子，她將如平常自以為極其貞靜的婦人那樣，認這種事情為一種罪惡，嚴厲的申斥男子一番，還是懂事合理一點，想出一種辦法來鎮靜一下那顆鄉下人煩亂的心？并且她已明白她應當怎么辦合理一點，也許還稍稍帶了好奇意味，想更發現一點點分內所許可她發現的東西……
而馮雪峰的介入，才真正地使胡、丁之間產生了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三角關系。幾千年來，受孔孟之道等封建禮數的約束，國人對男女間的不倫戀一直是嗤之以鼻的。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超越封建道德禮數的事情是層出不盡。
丁玲當年的婚戀觀和其一女侍二夫的大膽舉措是令古人和當世之人都會汗顏的。當然了，這也許正是她一生被人詬病的污點。但不管怎么說，丁玲此舉超越了古人。因為戰國時候的齊國女人《東食西宿》，也只是不要臉的大膽設想而已。
您若不信，咱就來做一下比較。
說的是戰國時期，這個齊國有一戶人家，家中有個小女子，長得水靈靈的，模樣俊俏得很。要說女人不管任何時代，長得俊都是一種資本。來女子家求親的人前腳還未出門后面又來一撥兒。人說近水樓臺先得月，此話還真不假。這不村里有兩戶人家也提著禮物來上門提親了。別看是一個村兒的，可這兩戶人家的小日子有著天壤之別。東邊那家富的流油，唯一不足的就是東家的男孩子長相出奇的丑陋。而西家的男孩子就不同了，小伙子長得一表人才，可就是家道艱難。女子的爹娘倒也不是嫌貧愛富，但也不想閨女以后的日子不好過，前思后想也拿不定個主意，便進屋去和女兒商量，你自己想嫁給哪一個？要實在張不開口，就揪著耳朵示意一下，左耳朵是東家，右耳朵是西家。不想那小女子聽了爹娘的話，咯咯咯一笑，左手揪左耳朵，右手揪右耳朵。如此，她的爹娘蒙圈了。閨女，啥意思？不想那小女子又是咯咯咯一笑，俺想在東家吃飯，西家去睡覺。
小女子的爹娘聽罷，差點沒暈過去，好不要臉哩。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咱權且不去論證，那畢竟是幾千年的齊國。但丁玲卻在幾千年后的的確確做出了此舉。她沒有東食西宿，而是一女二夫住一屋。正所謂：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