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一首首告別的奏鳴曲。在納雍的幾天里，每天隨著親人們在街上漫步，我的心事如納雍河水般靜靜流淌。
我的目光穿過納雍公園玲瓏秀麗的亭子間，看向遠處那深深的峽谷，隱約可見一縷白霧如泣如訴。我恍然想起三十八年前那個初春的上午，我的大姐、姐夫全家站在車站的出口，柔弱的柳條輕拂著大姐噙著眼淚的面龐，她身后的納雍河像今天一樣默默奔涌。而街上不時揚起的灰塵，像往事一樣，輕易迷蒙了人的雙眼……
大姐叫朱進容，生于1925年8月。我對這位比我大27歲的大姐以及姐夫施大哥的了解來源，僅限于父母和村里人的傳說。在村里人的心目中，大姐是一個非常剛強自立的人，能吃苦，會理家，有主見。姐夫人忠厚實在，謙虛低調，是家鄉的驕傲，在部隊上做大事。但我真正和他們見面，只有兩次。一次是我童年的時候，大姐和姐夫從外地回到老家探親。他們帶了許多花生糖果，用小筐裝著分發給圍在門口的孩子們，老人們也都從各家各戶過來看望他們，姐夫逢人就遞香煙，還親自幫忙點火，院前院后喜氣洋洋，十分熱鬧。
當然，印象最深的還是我結婚不久的1981年2月專程去貴州看大姐那一次。那年春節過后，帶著全家人的期望和囑托，帶著25年的刻骨思念，冒著寒風冷凍，我和太太從幾千里之外的湖北坐火車前往貴州。那時的交通很不方便，我們先是乘火車到了水城。而當時水城發往納雍的班車一天只有一班，我們匆忙趕到，只得在水城的旅社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坐上納雍的汽車，在盤山道上行車五六個小時。那趟驚險萬分的路程，現在回想起來我仍舊擔驚后怕。
次日，天黑時分我們才到達納雍縣城。經過一路打聽，我們在一個山坡上找到了大姐的家。說實話，作為一個縣里的主要干部的家庭，大姐的住房簡單得有些出人意料：三間平房，后面連接著一個廚房，沒有自來水，也沒有暖氣，門口的道路還是泥土路，門前有一片菜地，這種住房條件可能比內地一些鄉鎮干部住的都差。大姐家六個孩子，老大在部隊上，媳婦在單位上有住房，其余五個孩子和大姐姐夫七個人都住在家里，為了給我們騰床，幾個孩子住的是上下鋪，姐夫住到了辦公室里。
正是春節期間，大姐一家都聚在一起，全家不知道多高興。大姐逢人就說：我兄弟專門來看我了。大姐當時已經五十七歲，很像父親，高高的個子，俊朗的面容，只是歲月的磨礪和生活的重擔在她的臉上過早地留下了滄桑的痕跡。姐夫在部隊，家里六個孩子全是由大姐一人拉扯大。在河南老家時，大姐住在鎮上，父親帶我去湖北找母親之前，專門到大姐家里去過一次，還從大姐家帶了些糧食和幾件舊衣服，自那以后，父親也就一直再沒有見過大姐。
在納雍的那些日子，大姐對于我這個最小的弟弟和弟媳非常“寵愛”，每天都是變著花樣給我們做好吃的。春節期間，正是山茶花盛開的季節，從部隊回家探親的外甥長均陪著我們去山上看茶花，聽山歌，幾個外甥女天天幫我們把糊滿黃泥的皮鞋擦洗得干干凈凈，再放到火爐邊烘干。才十三歲的老六小海軍一點也不嬌氣，整天忙著挑水搬煤，姐夫也抽出時間來在家里陪著我們，全家都處在久別重逢的喜悅當中。
在那些難忘的日子里，我們和大姐、姐夫每天晚上圍坐在火爐邊，聽大姐和姐夫講他們過去的事，家鄉的一幕幕往事仿佛在眼前重現。大姐十分寬厚慈悲，富有同情心。有一年，大姐一個人帶著五個孩子回家探親，路上的艱辛困難可以想象，但對于這些吃苦的事，她都是笑看風云般地輕輕掠過，但是說到老家鄉親的生活，卻忍不住哽咽感嘆。那次她專門去娘家朱莊看看叔嬸和左鄰右舍，看到鄉親們家家日子過得艱難窘迫，就忍不住陪著落淚，總是在分別時留下個三五元錢，到后來連自己的路費都不夠了，只得又打電報要姐夫寄錢。
昏黃的路燈點亮納雍的夜色，行人的腳步匆匆，夜風在窗外追逐呼嘯，屋內，通紅的火苗跳動著，映著大姐棱角分明略顯疲憊的面龐。講到她自己的生活，從河南到四川，再到貴州，；從貴陽，到遵義，再到納雍，大姐有種過盡千帆的從容和通透，但講到家鄉的時候，大姐的語調雖很平淡，但眼神中常常會透著沉思和閃閃的淚光，那是對故鄉的回憶和親人的懷念，姐夫安靜地坐在一旁，手中的煙袋鍋明滅交替。夜風中帶著一股刺骨的涼，只有親人的相聚才是溫暖的家，帶著幾分傷感，幾分溫馨，我們在那個偏遠寒冷的異鄉，渡過一個個難忘的夜晚。我不僅感慨：茫茫人海中，沉淀著多少人世的渴望和悲歡離合？又有多少親人愛而不得相見相守？
從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大姐在這個偏遠閉塞、交通不便的地方生活了二十多年，除去回過一次老家之外，常年就守望在異地他鄉。她也許會很孤獨，會經常懷念她的故鄉，她的親人們。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看著身邊熟睡的孩子們，那舊日的時光可曾一次次重現在她的腦海？
她一定會想起老家的一切，那里有她的親人，她的童年的記憶。兒時的記憶像珍珠一樣散落在歲月里，偶爾拾起，往往像是夢一場。但她仍然滿懷期盼地渴望在將來的某一天，帶著孩子們重回故鄉的路，能夠在初升的太陽下，在樹上小鳥的歌唱中，感受故鄉泥土的芬芳；能夠在夏天某個燥熱的夜晚里，在草叢吱吱的蟲叫聲里，尋找模糊的童年樂趣；能夠在晚飯后的星夜長河下，在溫柔的月光里，享受一個做女兒的撒嬌和快樂。
從納雍回去以后，我和大姐常用書信聯系。大姐不識字，每次書信都是姐夫親自書寫，再署上大姐和姐夫的名字。大姐很關心我的生活和工作，每次都在書信里致意問候，我知道，那是把幾十年的離別苦思念情都寄托在一次次的書信來往中了。大姐知道我所在的地方交通不便，就幫我買了一輛飛鴿牌自行車，從貴州用火車托運到我所在的地方，為了怕路途遙遠中途磨損，細心的大姐用厚厚的布帶把車子密密地纏了一遍。后來我調動工作到了城里，也把自行車帶到了城里，每每用自行車接送孩子上學和放學的時候，我總感到一份別樣的溫暖。再后來我工作調動到了海南，這輛自行車也被我帶到了海南，陪我度過漫長時光；大姐知道我和太太的身體單薄，又托人給我們帶來名貴的中藥，那種關愛常讓我感動得熱淚盈眶。
然而，就在父親去世的第三年，就在我調到海南工作的第二年，1994年的11月19日，敬愛的大姐卻因病離開了我們。一個慈祥和藹的大姐，一個恩深似海的母親，一個剛強隱忍的靈魂，命運為什么會如此不公？親情的奢望，團聚的期冀，都隨這晴天霹靂般的噩耗化作無盡的哀思和終身不能平復的錐心之痛。大姐啊，你一定對這個世界，對親人們充滿著深深的眷戀，那些年走過的路，見過的人，經歷過的事，這一切都會在你的內心清澈如水，又時時泛起微瀾。
大姐長眠在納雍河畔寂寞的荒郊里，仿佛化作孩子們幸福的保護神。這些年，正是在她和姐夫的庇護下，孩子們才不至于成為人生孤旅的流浪者，如今，大姐走了，姐夫和孩子們的精神支柱轟然倒下，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掏空一樣，大腦中一片空白。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山長路遠，號呼靡及，我的大姐啊，如果有來生，我還要做你的兄弟！
姐夫叫施青云，出生在1922年1月，從艱難的歲月一路走來，和大姐是一對恩愛的患難夫妻，更是一對革命伴侶。他于1948年在晉冀魯豫軍區參加革命，后轉入第二野戰軍，參加過渡江戰役、成都會戰、浙江衢州戰斗，同年10月參加四川樂山戰斗，1950年4月參加納雍羊場戰斗，1952年7月參加四川黑水戰斗。因在解放戰爭和剿匪戰斗中英勇殺敵，1949年榮立一等功一次，1950年4月榮立二等功一次，1950年再立二等功一次。隨后跟隨劉鄧大軍挺進大西南，參加大小戰斗十幾次，從一個普通戰士成長為一個解放軍的指揮員，受到中央軍委頒發的解放勛章，之后就留在了貴州，并把全家從河南老家接到了貴州，先是住在省會貴陽，之后搬到經濟比較發達的遵義，再后來他又響應號召，把家搬到了納雍。
納雍，在貴州當地人的眼里，不亞于西藏人眼中的阿里地區：高寒地帶，氣候惡劣，交通閉塞，經濟落后，當地的土壤只能種植一點玉米和土豆，姐夫就是在這個偏遠、貧瘠的土地上戰斗工作了五十多個春秋，姐夫本來可以在離休后住進安順、貴陽等地的干休所里，但一個視事業如生命的人，卻最終選擇了留下，直到晚年，他還是當地的人大代表，年復一年地為當地的建設發揮余熱。他們的子孫后代也都無怨無悔地留在納雍工作著，生活著，守望著，“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
歲月匆匆，時光無聲地流逝，唯有恒久的生命張力激勵著后人，這種令人敬仰、震撼的理想追求也許當今物質時代下的人們無法想象，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也不可否認地灼傷過一代甚至是幾代人的青春與忠誠，但那個時代鍛造的純潔操守、堅定信念，卻是以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印記鐫刻在我的大姐和姐夫他們一輩人生命價值的豐碑上，彌久愈新。
在納雍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大姐的孩子們一起專門去大姐和姐夫長眠的地方去看望他們。天剛下過大雨，我們踩著泥濘的小路，繞過一個新建的牧場，走上一片幽靜的山崗上。那里有兩座墳塋，成片的艾草把墳頂覆蓋，大姐和姐夫就長眠于此。南風吹過，山坡上的青草隨風起伏，凄涼而寂寞地低語，孩子們眼含熱淚奉上祭品，訴說著無盡的懷念。想到大姐艱難困苦的一生，如今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守著山野的風，土地的魂，姐弟相見卻只能永遠是在夢中，我忍不住伏在冰涼的墓碑前失聲痛哭。
告別大姐和姐夫的那一刻，我看到在山崗對面的山谷里，有幾間低矮的民房，幾縷炊煙在房舍的上空飄曳，在中午的陽光下，顯露出一絲生活的氣息。大姐和姐夫把畢生的汗水灑在了這塊土地上，他們的生命已經和土地緊密地融合在了一起，這富裕祥和的圖景，正是他們老一輩追求的畢生目標，他們的精神慰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姐和姐夫并不孤獨。這周圍的野花和艾草以及遠處山谷的農舍都在和他們相伴，年復一年地開始著生命的輪回，我對眼前的一切充滿了敬畏和依戀。
納雍河畔的楊柳樹綠了又綠，河里的流水奔流不息。我仍然站在當初離開的地方，看嶄新而古老的城市如河水般向前，而春風將為此歌唱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