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節。往年的今天,我會開車千里,從北京回到山西老家給父母上墳——幾株草香,數張冥幣,一縷青煙,三個響頭,兩行老淚……今年,沒有。花甲之年的我,年老力衰,實在開不動車了。這一天,身體清閑了,心卻累了。心里總是惴惴不安,生怕父母怪罪于我。煩躁、焦慮、內疚、坐立不安,以致連早飯也沒有胃口吃。我不時地自問:“我是不是一個不孝之子?”如果說我是,我還有點心有不甘,難以接受;如果說不是,我卻又想不起一件孝敬父母的事情來。整整一個上午,搜腸刮肚,也沒有想起一件,就連電視上倡導的給父母洗腳也沒有,更不用說像古代二十四孝中臥冰割股的事了。臨近中午,肚子有點餓。饑餓,對于今天的我,是一種久違的感覺,甚至是一種奢侈;而在40年前,饑餓卻是天天忍受的折磨。這時,我突然想起了一件與饑餓有關聯的事情,這讓我這個不孝之子,在深深的自責中得到了幾許寬慰。
那是20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在山西省文水縣西城高中就讀。那是一所鄉辦中學,學校有一個很大的農場,農場里養著豬,種了水稻。那年國慶節,學校破天荒地殺了豬,蒸了大米,給我們全校的學生每人一碗大米飯,再加半勺豬肉,算是對我們學生常常不上課在農場里勞動的一次犒勞。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豬肉大米飯。大米,在山西這塊只種玉米、高粱、谷子的黃土高坡上,那實在是一種珍饈美味、稀罕之物。那是一個極度饑餓的時代,學生們一年吃不了幾頓飽飯,餓得個個面黃肌瘦。同學們都如狼似虎地把各自的豬肉大米飯吞到肚子里。而我,飯到口邊,又停了下來。家里的老爹老媽他們也沒有吃過這豬肉大米飯,而且他們年齡已大,身體又不好,以后,或許他們就再也吃不上這豬肉大米飯了。于是我忍著饑餓,抗拒著香味的誘惑,端著這碗豬肉大米飯,向八里路外的我家——武良村走去。一路上,左手累了,轉到右手,每轉一次,那豬肉大米飯的香味都能引發滿口的口水,然后,我把口水咽到肚子里。學校和我的村子中間隔著一條河,昨日的秋雨讓河水漲了很多。現在河水已經齊胸了,我只能脫了衣服,光著屁股,左手舉著衣褲,右手舉著豬肉大米飯,渡過了河。我站在河岸上,裸著身子,等著太陽把身上的河水曬干。河的兩岸除了一望無際的紅高粱,空無一人,死一般的寂靜,沒有鳥鳴,沒有蛙聲。那紅高粱無邊無際,遠遠比莫言在《紅高粱》這部小說里描寫的情景壯觀。如果是現在完全可以當作旅游景點了。但游山玩水從來都是吃飽了撐的,對于一個餓得饑腸轆轆、頭暈眼黑的人來說,哪里還有心思欣賞這美景!一陣強烈的旋風,刮得高粱沙沙作響,忽然聯想到近來的一則傳聞,有狼從山上下來把農民豬圈里的豬吃掉,把村邊玩耍的孩子叼走,我身上驟然起了一身雞皮疙瘩,趕快穿上衣服往家里跑。
一進家門,父母甚是驚喜。他們驚喜,第一次看到這香噴噴的豬肉大米飯;他們欣慰,養育了16年的兒子開始反哺、回報他們了。母親問我是否吃過了,我說我在學校吃過了。于是她把飯一分為二,父母美美地吃了起來,我在一邊看著,口里猛流口水。這是我一生中口水流得最多的一天,也是父母吃過的人間最香、最美的美味佳肴。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一碗豬肉大米飯,比起父母的養育之恩那并不算什么。就憑這一碗豬肉大米飯,也很難說我就是孝子了。但是,我起碼做了一件稱得上孝順的事。一生中只要我們對父母做過哪怕是一件值得記憶、值得回憶、稱得上孝順的事情,也算父母沒有白養我們。
1991年,父母先后雙雙下世。1992年,我開始編書賣書。那年,我一下子掙了好多錢。這讓我感到更加愧對父母。父母的一生都沒有享過一天清福,只有經歷著兵荒馬亂的戰爭、流離顛沛的逃亡、家徒四壁的貧窮、吃了上頓沒下頓的饑餓。現在我掙了這么多錢,他們卻花不上一分錢。這真是“子欲養而親不待。”為了彌補這份愧意,在父母逝世三周年的那個清明節,我給父母的墳前立了一塊墓碑,栽了四棵和毛主席紀念堂周邊一樣的松樹。這在當時花費算是十分巨大。在我村四百畝的集體墳里,這是僅有的一塊石碑。但我心里清楚,花錢再多,九泉之下的父母也無法享受;我更清楚,哪怕是我建起了和毛主席紀念堂一樣宏偉的墓室,也比不上當年我端給他們的那碗豬肉大米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