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實習、做兼職……一年一度的暑假，很多學生紛紛選擇與社會提前接軌，或賺點外快，或積累工作經驗。近日，一些公司甚至承諾，大學生做網絡主播每天可掙3000元到5000元，吸引了不少大學生參與。
大學生兼職“網紅”，看起來真的那么“美”嗎？
網絡直播亟待規范
筆者隨機查閱幾家公司的廣告單，發現“形象出眾”“95后優先”“會才藝展示”等是對應聘者的普遍要求。對此，北京某高校的大二學生小安說，這類要求很正常，“我身邊有一些長得漂亮的同學也在做網絡主播，很多人說比起一些朝九晚五的工作，這一行業掙錢更容易，有的人甚至可以月入幾萬元。”還有學生表示，利用暑假空閑時間去做網絡直播感覺很好，除了體驗社會生活，更主要的是可以賺到不少外快，工作內容也相對輕松。
但也有人表示了擔憂。小安表示，自己之所以沒有兼職做主播就是擔心平臺會要求播出非法內容，而且做主播也需要承擔部分輿論壓力，“你做了主播，有時候別人就會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你，會說你在網絡上出賣色相。”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周清杰表示，網絡直播作為一種快速發展的新興產業，深受年輕人喜愛，“由于大學生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強，很多人都是直播的受眾群體，并且綜合素質普遍較高，部分人顏值也很高，再加上其人力成本偏低，因此，很多公司自然會盯上大學生群體”。
不過，周清杰認為，由于大學生在知識結構、思想認知、生活經歷等方面存在差異，自身所形成的價值觀念自然有所不同，對同一件事情或者同一種社會現象也往往會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
有數據顯示，目前網絡直播的觀眾25歲以下的占比將近50%，18歲以下青少年占比將近10%，他們的心理相對稚嫩，容易受到主播影響。比如，當前過熱的網紅效應容易對一些大學生尤其是頭腦簡單的大學生起到誤導作用，一些年輕人為了追求在網絡上迅速走紅，甚至做出多種不顧個人安全的行為。
如何引導這一部分人群樹立好正確的價值觀念，值得我們深思。目前，網絡直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暴露出諸多問題，比如部分網絡直播水平低下、質量粗劣等。更有少數非法直播平臺利用當前網絡直播并沒有充分的內容審核的空子，通過傳播色情淫穢內容來賺取非法收益，無疑對廣大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惡劣影響。
對此，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表示，有關部門應該盡快完善網絡直播相關政策法規，建立健全的監管體系，加大懲處力度，切實減少“擦邊球行為”。“同時，現在有一部分大學生認為只要來錢快，什么都可以做。這種價值觀明顯是有問題的。對大學生來說，在直播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好平臺優勢，注重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內化到直播中，多展示一些優質的才藝，給社會展示新一代年輕群體的青春風采。比如現在有很多網絡主播幫助農民銷售農產品，或者向社會宣傳好人好事，我們應該為這樣的主播點贊。”
警惕其中諸多陷阱
大學生小捷不久前在網上看到一則招聘兼職主播的啟事，其中要求的工作時間很靈活，每周只要保證至少5天在線，且每次在線不少于1小時，每周累計超過10小時，便可有每月1500元的“底薪”。由于對主播收入不菲早有耳聞，小捷很快就動心了，并順利通過了面試。
然而幾天后，對方告知小捷，為保證新人一上線就能獲得人氣和禮物，小捷需要使用公司的舊賬號來直播，但首先要交700元押金才能使用，押金一個月后可退還。結果，她把錢轉過去之后，自己就被公司拉黑了。
事實上，類似小捷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北京市西城區法院金融街法庭庭長助理舒銳表示，除了騙取押金以外，大學生還存在容易陷入傳銷陷阱、被迫做黃色表演、被獲取不雅照并敲詐勒索等問題，“此外，一些不法分子甚至會利用大學生社會經驗短缺的特點，竊取他們的身份信息以及材料，偷換合同內容，最終使大學生陷入‘套路貸陷阱’，給他們的生活帶來額外的負擔。”
周清杰表示，大學生兼職做網絡主播，本身是一種市場行為。如果大學生可以跟正規公司簽訂有效合同，通過直播，無疑可以提高自身交流溝通等能力，并獲得一定收益。但是目前直播平臺上的優質內容偏少，很多平臺還是憑借主播的“高顏值”吸引觀眾打賞并從中牟利。
周清杰建議，除了大學生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高校也需要對年輕人的思想觀念加以正確引導，通過舉辦講座、交流會等，讓他們能夠及時準確地把握輿論導向。“此外，大學生的家長也應該充分發揮監管作用，幫助他們更多傳遞正能量。”
“最重要的是，大學生必須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識和風險意識，在與公司簽約時務必仔細查看各項條款，并注意對方是否要求自己做一些違法行為、說出格言論等，如果有的話一定要堅決抵制，否則最后承擔法律后果的就是自己。”舒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