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黃仁宇在對歷史的研究中提出了“大歷史觀”，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在了解了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后，我發現之前對于歷史的粗淺理解應當屬于大歷史觀的范疇，不過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我總結我的大歷史觀為“制度完善趨于停滯，技術變革方能發展”。
中國的歷代王朝的經驗表明，凡是一個時期制度變得完善了，那么社會就會停滯不前。比如明清兩朝，內閣制度建立后，中央集權統治達到頂峰，當時中國社會如一潭死水一般寂靜，除了短暫的康乾盛世，再無發展。直到鴉片戰爭時西方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這個仍處于男耕女織的農業社會。而反觀同時期的英法等國，百年來歷經數次資產階級革命，為一個適合本國的制度而抗爭，雖然動亂了一些，但從長遠的歷史觀點來看，實則是社會的進步、歷史的進步。
技術的進步推動社會的進步很容易理解，因為技術是生產力，它能夠推動生產關系的發展。我們現在通用的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大致是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這些社會演變的標志都是技術的變革。火、石器、鐵器、蒸汽機、電力、互聯網等技術的出現徹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而且技術的發展并不是有規律的，有可能很長一段時期沒有太大的變化，也有可能在某一段時間突然爆發，形成“技術爆炸”，比如工業革命時期距今不過兩三百年的時間，但足以顛覆人類兩三千年的技術。現代社會已經初步進入到信息化時代，通過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的快速、精準傳播，人類社會又將進入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甚至超越工業革命后的世界。
但也有例外，比如中國古代鐵器出現兩千多年后仍處于農業社會時期，沒有像西方社會那樣很早地進入到工業時代，這當然和社會制度密不可分，社會制度作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是巨大的，所以即使明清時代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也僅僅只是芽，當時中國的土壤環境長不出資本主義經濟的參天大樹！
在技術發展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貧富分化的產生，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不平等。不過不要籠統地認為社會不平等是一件壞事，其實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有助于推動社會的發展。這是我借鑒社會學的一些觀點，比如考察社會不平等的一對范疇是穩定性不平等和流動性不平等。
穩定性不平等是指社會分層地位與處于這些地位上的社會成員具有長期固定的聯系，即社會成員長時期（終身乃至世代）停留在同一個階級、階層之中。中國古代長期處于穩定性不平等的狀態，例如在明朝一個人為了獲得考取功名的物質條件，需要幾代甚至十幾代人的辛勤積累，以及父母和賢妻的格外支持。所以當時一些晉商會資助那些考取功名之人，待那人功成名就之時再連本帶利還回來，那些初入官場的官員急于想撈取灰色收入，和身邊催債的師爺大有關系（很多師爺就是當初的放貸者）。可想而知在社會階層嚴重固化的時代，一個人想要出人頭地是多么地困難，這種極端的不平等會逐漸激化社會矛盾，直到生存受到威脅的人們組織起來推翻當局政府，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暫時性不平等指分層地位與社會成員間的聯系時短暫的、臨時性的，社會成員有可能或者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地位層次，或者是自動跨越地位層次。雖然很多人抱怨改革開放后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階層固化嚴重，但這種不平等只是暫時性的，一個人、一個家庭可以在幾年內的努力改變命運，比如通過教育可以改變一個在大山里世代為農家庭的命運。
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今天，《萬歷十五年》是一本意義重大的史鑒。萬歷十五年，即公元1578年，看似平淡無奇，實則暗藏殺機。這個王朝已經喪失了生機和活力，猶如一朵鮮艷的玫瑰，允許在外觀上簡單修飾，但若想真正改變內部的機制，鋒利的刺一定會把你扎得頭破血流。
反觀今天的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生態等各個領域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并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GDP總量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并在未來幾年將超越美國。這些成就讓很多人都以為中國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制度完善了，中國已經高枕無憂了，這種荒謬的想法越少越好。制度完美就是社會停止發展的前奏，即使像美國三權分立制度非常健全的國家也在不斷進行優化調整，所以不論中國社會發展到哪個階段，中國的改革需要永遠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