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費孝通先生之《鄉土中國》，雖僅粗讀了一遍，但已收獲頗豐。接下來謹從“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三個部分簡略談一些話，有發自內心的感悟，也有引名家之言作為支撐，思路混亂，望諒之。
在讀到開頭，我就被費孝通先生對于教師這一光輝職業的看法所吸引，特于此引先生之言，此部分算個開頭，大抵是和“鄉土中國”這個名詞無關的。“我并不認為教師的任務是在傳授已有的知識，這些學生們自己可以從書本上學習，而主要是在引導學生敢于向未知的領域進軍。作為教師的人就得帶個頭。”費孝通先生作為大儒大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提及在當今看來都如此前衛的觀點著實讓我驚訝。初讀此書，竟難有陌生之感，若非書中所述之人、之事、之言皆為早期之物（此處的早期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我都難以發覺此書出版至今已有七十余年。
先生在序言中提到，他做出了一種不成熟的、局限于客觀條件的嘗試。“嘗試什么呢?嘗試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這個問題”。按先生所陳觀點，大抵可以說鄉土中國，是生長在中國基層的傳統社會的骨子里并從骨子里散發出的能夠影響、支配、作用于中國社會的體系之說。那么接下來，我將說一些關于鄉土中國的“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方面的內容。
談及“鄉土本色”，農耕應該可以是我們民族確和泥土分不開的文明乃至成就，它深刻地存在于我們的觀念之中，不論時間、不論區間，我們的思想中總會對農耕青睞有加。耕作離不開土，老農也就如半截身子長在了土里。從土里長出來過光榮的歷史，自然會受到土的束縛。土如同中國眾生的血液，聯結了上億人，像宗族血親般，只是各立門戶，各具情結，其差異最重表現不外乎地域上的、以山川河流勾勒分壑的各自鄉土文明。
但其中家庭總是最基本的撫育社群。與工業文明及游牧文明不同，中國的群居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是上千年的農耕社會所獨有的一種聚合性的生產特征和扎根于土地的文化鄉土氣息。因為農耕，所以人口流動性很小，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域性的。而說到這種鄉土社會，可以說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無需選擇的生活環境，意味著沒有陌生人的規模內的社會，逐漸形成了中國格局地域特色又充滿濃厚人情的鄉土社會。費孝通先生特此提出在鄉土社會中法律（也可以說是成文的規則）是無從發生的。鄉土社會的信用并非對于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
論“文字下鄉”時，費孝通先生著重強調了農村人（一為鄉下人，無貶義之意）并非無學習文字之天賦，實為鄉土社會是個面對面的社群，在這個社群的范圍內有慣常使用或約定俗成的特殊“語言”，或稱為“方式”，文字在表達意思時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并非在鄉土社會中最為合適的交流方式。在鄉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連語言都不是傳情達意的唯一象征體系。
“再論文字下鄉”算得上是費孝通先生在鄉土社會中文化符號之基礎與其發展的補充。我個人對費孝通先生所提及的“先有了語言，構建了交流的象征體系”的理解是：先有象征體系再有概念，然后積累經驗，在唯物論里是不成立，但在文化中這種認識是可行的。象征即是語言，先有了說，才在后來有了存在的體系，之后再有了概念和經驗的出現及積累。我個人認為，說是對現實事物的客觀反映，不管真不真實，它都是對存在著的客觀實在的一種帶評價或不帶評價的映像。如果從這一點出發，費孝通先生所表述的象征一說就不是唯心之論了。
最后，對于費孝通先生所提及的“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鄉土社會作一個我個人的理想想象：每個人都生活在寧靜祥和的環境里。這環境不大，可以說小到了每個人都朝聞夕見、熟似親緣，他們之間無論交流與否，也不管來往與罷，對其生活的氛圍及環境都無任何絲毫的影響，每一個人都活在這樣的狀態中，靜聽著窗外風起枝曳、雞鳴犬吠，仰著云卷云舒、繁華落寞，仿佛這鄉土的一切就是一種永恒，惟此中沉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