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中國家庭“嚴父慈母”的組合轉變成了“虎媽貓爸”。這一轉變中，我分明看到了一個出走的“父親”形象，一個從“鄉土中國”出走，走到了現代社會的“父親”形象。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花費了大量的筆墨來描寫家庭，“中國的家是一個事業組織”，父親作為一家之主，是事業的領導者，在家族中的地位自然顯赫。但情感上卻不如母子那么親切了。長時間事業化的家庭管理，讓父親與家庭的關系趨近于陌生。
我認為鄉土中國的鄉土性是父親與家庭趨于冷淡的根本原因。費老認為中國鄉土社會是缺乏流動性的。的確。它構成了穩定的社會：男女老少每天安居樂業，井然有序。“回到家，夫婦間合作順利，個人好好地按著應做的事，各做各的。”人們根本找不到機會，也不想找機會交談。這樣，夫婦間的感情淡漠開來。而且，生育不過被看作功利性的任務。孩子不過是繼承事業的工具。母親仍然有較長的時間和孩子待在一起，而父親以長輩的形態來教化孩子，又因為一家之主的光環，“父親”這一形象逐漸的從人們的心中剝離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大人”。在鄉土社會下，父親的地位明顯的被抬高了，親子關系變的不可親近。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描繪的父親，強迫“我”背書，那不容反駁的語氣，足以突出父親在家中的權威。《紅樓夢》中的父親賈政更是令賈寶玉聞聲而噤若寒蟬；《雷雨》中的周樸園在兒子們面前儼然就是一個霸道大boss。翻開一部部中國小說，鮮有以和善面目出現在孩子們面前的。
冷淡，是鄉土社會父親形象的一個標簽；沉默寡言，則是這個標簽外在色彩。朱自清在《匆匆》中描繪了一個沉默無言而又深愛著自己的父親。他一次次用看似冷漠的背影，來抒寫著對兒子的愛。劉亮程筆下的父親更是一如耕牛般地存在于妻兒中，以致作者認為“我一直覺得我不太了解父親，對這個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叫他作父親的男人，我有一種難言的陌生”。
但我認為這種關系在時代的變遷中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鄉土中國的確奠定了父親與家庭關系的基調，但這種關系在鄉土性逐漸稀釋、現代社會與鄉土社會不斷融合的背景下，變得緩和了。父親與家庭的關系在變化。
舒已在《父子情》中寫道“有一次，我要去東北出差，臨行前向他（老舍）告別，他很關切地問車票帶了嗎，我說帶好了，他說:‘拿給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車票，他才放心了。”老舍先生以他關切的問候，來表達他對舒己的愛。父愛，正在逐漸變得富于表達化，親子之間相處的模式，也變得親近化。走在大街上，隨處可看到父親牽著孩子的手，一路有說有笑地走去。父親，正在以一個朋友的身份融入孩子的生活中，而不是作為一個旁觀者，暗中指引他前進的道路。
但嚴厲仍是父親的標簽，父親賺錢，母親養家的模式依然存在。我們只能說父親的“出走”未能走出鄉土性這塊無形的領域，或者說，不能走出。但一次次“出走”，使得父親這一形象逐漸步入正軌，使得他逐漸與我們心中的父親重合。“出走”實則是異化的父親形象的歸位，歸于慈祥，歸于親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