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丘吉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風云人物之一。一次，有人問丘吉爾的母親，是否為自己有一個當首相的兒子感到驕傲。這位母親回答說：“是的。但我還有一個兒子正在田里挖土豆，我也為他感到驕傲！” 我不知道這位母親是不是在“作秀”，故意說也為挖土豆的兒子驕傲；或者是為了在兩個兒于之間“一碗水端平”，才表示了為當首相的兒子驕傲以后說也為挖土豆的兒子驕傲。不過，對這位母親的回答我仍然大感意外，因為按咱們中國人長期以來的價值觀，一個母親，通常是不會為自己干著極為普通的事情的子女、是不會為自己當著普通工人、農民的子女驕傲的；如果不為之感到慚愧、感到“無顏見江東父老”就已經相當不錯了。

在生活中，我聽到見到一些為人父母者，無論如何也要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學。這本來是一件于國家、于社會、于自己都很好的事情。可是在他們的動機里，卻有著強烈地要子女逃脫當普通工人、當普通農民的打算。這在那些自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身上，好像表現得更強烈。他們一心一意、竭盡全力、砸鍋賣鐵也要把子女供得大學畢業，就是為了子女不再像他們一樣當普通的工人和農民。所以當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學，他們都感到揚眉吐氣，既為子女有一個不再像自己那樣當工人、當農民的好前途，又為自己臉上生輝。

這種慚愧、驕傲觀（實際也是一種“榮辱觀”）差不多已成了我們社會的一種共識。

這些年，救助貧困生的活動搞得轟轟烈烈。這當然是好事。一些大山深處的孩子，其熱烈渴望上大學的動力就是為了走出大山，他們的父母也希望他們能走出大山，我們整個社會、包括那些捐助者也盼望他們走出大山。走出大山就是光明的前途，就是輝煌的人生；不走出或走不出大山這一生就黯然無光。而走出大山，并不是到山外當普通的工人、農民，才不是；這里的走出大山實際就是告別普通的工人、農民的身份和生涯。所以，一些貧困的山區，由于那里的孩子們自身的努力，由于他們父母對他們的奉獻，由于國家的資助，由于社會的援手，上了大學的孩子一批又一批，他們也因而走出了大山，可大山里面的貧困卻沒有多少改變，沒有因為他們獲得了知識而改變。甘肅的會寧縣，是個貧固縣，卻是一個高考“狀元縣”。這個縣每年考上大學的孩子比一些富裕縣還多，而得到資助的孩子也不少。按說，這個多年的高考“狀元縣”也應該是經濟的“狀元縣”了，至少不能是經濟上“名落孫山”的縣——有道是文化促進經濟發展。可是，這個縣的貧困卻并沒有因為高考“狀元縣”而改變，仍然貧困如故，許多渴望上大學的孩子仍然嗷嗷待哺地需要和等待著資助。為什么？就因為考上大學的孩子們都走出大山了，他們學到的知識并沒有用于改變大山里面的貧困。

誰也不能指責這些孩子及其父母的選擇，誰也不能鄙夷這種“榮辱觀”。當然更不能菲薄和否定那些希望和支持子女上大學的父母，不能菲薄和否定那些渴望和堅定上大學的青年，不能菲薄和否定我們國家、社會和個人對貧困生的資助。恰恰相反，還應該加大這方面的力度。筆者這里要說的是，存在決定意識，這種選擇和這種“榮辱觀”正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然而卻不能因為是客觀存在、是眾人的共識便天然地正確。至少，我們應逐漸改變這種存在，同時應逐漸改變這種共識，使我們像丘吉爾的母親那樣，既為自己當首相的兒子驕傲，也為自己挖土豆的兒子驕傲。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做客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欄目時說過這樣一句話：做農民是很光榮的。確實地，沒有農民給我們種糧食，我們吃什么？但只從這個層面說當農民光榮，恐怕在許多人心目中還光榮不起來。要使農民（當然還有工人）在全社會光榮起來，在人們心目中真正光榮起來，就應使當農民、當工人者在收益上、在生活上、在身份上、在地位上并不比其他行業的人差。這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