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不在遠方，她們也可能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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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呀」。

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會有女人被這么稱呼。

高三時，我住學校附近的城中村，媽媽陪讀。

我身邊的這位「她呀」，是個單親媽媽，有兩個剛上初中的孩子。

不過是很普通的女人，長相平庸，穿著普通，所有中年女人的公約數，甚至看起來要更老一些——
厚重的妝容下，是藏不住的疲倦。

如果非要找出什么不一樣，那就是她缺乏中年女人的氣定神閑。

總是神色匆匆，一副被什么催促著的樣子。周圍人提起她，不肯多說，臉上又露出一副諱莫如深的笑。

我只能從只言片語中，拼湊出她的全貌：

一個在十八線小城市月入過萬的單身女人；

有著兩處住所，一邊和孩子一起生活，一邊用來「做生意」；

客戶是不遠處人才市場里，騎著破舊自行車的水泥匠們；

照這些人所說，她的工作很忙，絡繹不絕，「每天不知道要帶多少人回家」。

我這才意識到，她是一位性工作者。

那時的我無法理解，為什么一個看起來如此正常的人，會選擇這樣的職業？

僅僅只是自甘墮落嗎？這樣的理由，不足以說服我。

直到多年以后，我看到這本《東京貧困女子》，才明白在她的身上，到底發生了什么。作者中村淳彥，曾經是成人雜志的編輯，長期進行著成人女優和風俗業的專訪。

這本書，就是他歷時三年，對幾十位貧困女性采訪的合集，里面有著：

被迫賣身找「干爹」的名校女大學生；

為了還助學貸款只能做AV女優的單身女性；

名校畢業卻不得不讓孩子退學的單身母親；

……

這些人中，有人曾經家境良好，看起來和貧困毫不沾邊，最后卻還是深陷風俗業困局。

她們并非主動選擇「墮落」，而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做出了最好的選擇。

看完她們的故事，你會意識到，人生滑落，有時并不需要巨大的危機，很可能只是人人都會面對的普通問題。

就像書中所說——

「她們不在遠方，她們也可能是我們。」淪入風塵業的女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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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一名30歲的日本女性，向市政機構咨詢生活保障的相關事宜。

接待的公職人員卻給出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答案：

「去性服務業」。

此事曝光后，在日本輿論界掀起了軒然大波。

就普通人看來，這位公職人員的話里充滿了敷衍和對女性的輕視。

但事實上，他能說出這句話的原因，才更加耐人尋味。雖然沒人愿意承認，但性服務工作，早已成了日本貧困女性求生的重要手段。

2007年，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調查顯示，在20-64歲的單身女性中，有32%的人處于貧困狀態，65歲以上的高齡女性和單親母子家庭貧困率更高達50%以上。

《東京貧困女子》的作者中村淳彥在觀察后發現：

「用身體去換取金錢的，主要是一些生活在以東京為主的大都市的貧困女性。

決定承擔風險出賣自己身體的女性，基本上都是以提高收入、解決負債償還等經濟問題為大前提的」。

這其中，還有著一個特殊的群體——女大學生。

中村的受訪者之一廣田優花（化名），21歲，就讀于日本某國立大學的醫學部。

按照國內的大學來對標的話，相當于排名非常靠前的985，入學難度可想而知。

廣田的父親在幾年前被裁了員，雖然現在父母都在工作，但都是派遣工，工資不算高，家里還有兩個弟弟。所幸她考上的是國立大學，學費并不算高，借助學金就可以支付。

廣田原本計劃靠兼職養活自己，然而她沒想到上大學會這么花錢。

教科書和雜費都比想象中要貴，加入的社團也需要錢來維護。

錢不夠用，時間也是。

她從大學一年級就一直在超市打工，但為了保證上課，她最多只能1天工作4小時，1周上2～3天班，時薪幾乎是日本最低工資水平。

她的課需要從9點第1節開始上，而社團活動是從傍晚開始。

她需要在這兩者之間擠出時間來才能兼職。

「要是增加兼職的時間，就不能保證學習的時間，很容易留級……

本來已經很忙了，還要想辦法花盡量少的時間賺更多的錢，我怎么想都覺得只有風俗這一條路。」

迫不得已，她從大學1年級的暑假，開始在歌舞伎町的手部按摩服務店兼職。

這種店提供的服務，是幫男性客人手淫。

選擇這一職業，是因為「不用脫衣服，不會被摸，工作內容輕松」，且收入還高。到后來，這種兼職也無法滿足廣田的日常開支，她不得不開始為自己找干爹，賣身也成了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廣田的故事發表后，很多網友非常憤慨，認為：

她完全可以放棄社團活動，花更多時間去兼職，這樣也不至于從事這種行業了。

這恰恰是她的另一重窘境——

「過得那么艱難，卻沒有一個人能聽她傾吐苦水。」

在采訪了一段時間后，中村發現像廣田這樣的女大學生并不少見，還有人是為了替父還債，才不得已進入了這一行業。

看起來她們都是再普通的女大學生，然而她們卻也同時是性工作者。

沒人意識到，這對她們而言，或許就是「最好的選擇」。

讓我們來做一道非常選擇題。

在日本經濟狀況不景氣的情況下，沒有背景的孩子想要在這個社會上有一席之地，只有一種方式——教育晉升。

然而這時又要面臨一個新的問題，學費昂貴。

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費早已由1996年的1.2萬元漲到了53.58萬日元，足足漲了44倍。

與此同時，同時段日本家庭的年收入，從664.2萬日元下降到了560.2萬日元。

大學生通常可接觸的工作為便利店兼職，時薪920日元。

在保證上課學習時間的情況下，每月打工大概只能賺4~5萬日元，而這些錢，幾乎不可能幫他們完成大學學業。

但在風俗業，一小時就能賺幾千甚至兩三萬日元。

是你的話，會如何選擇？“這普普通通的愿望，成了做人的全部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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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踏實努力，起碼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這是一個并不算奢侈的愿望，然而從上大學起，現實就告訴你這根本是幻想。

你誤以為是樂園的大學，滋生的除了知識，還有貧窮。

可能有人要問，畢業以后有了更多的工作時間與工作機會，狀況總會好轉吧？

答案同樣也是否定的。

在日本的大學生當中，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得不背著足以讓自己破產的負債步入社會。

自1999年開始，日本開始流行派遣工的雇傭形態（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臨時工），這又讓普通女性的生活雪上加霜。

現在，女性的非正式雇用率已經達到了55.5%，在這樣的情況下，單身女性連保障基本生活都很困難。中村的一位受訪者佐伯女士，從23歲開始，就一直在做派遣工。

作為售貨員，表面上看起來她的收入并不低，然而為了維持這份工作所要產生的花銷如租房等，也不算低，幾乎每個月都是月光。

工作體驗也非常差勁，對公司來說，她們就像是「奴隸或者零部件」，因為只是派遣工，可以被隨時開除；也完全沒有任何的晉升渠道；稍有不慎得罪正式員工，還會面臨職場霸凌。

26歲的時候，為了逃離這種狀況，她結了婚，然而那卻成了另一個噩夢。

兩人收入差不多，管錢的人是前夫，佐伯還要負責做家務，忍受丈夫的挑剔。

因為畸形的婚姻，她的身體一天天變差，卻沒有迎來丈夫的關心，而是語言與肢體上的暴力。

在不斷地抗爭過后，她終于離了婚。

結婚兩年的所有收入都打了水漂，她變得更窮了。不得不借貸，才住進了現在的公寓，繼續著此前售貨員的工作。為了擺脫派遣工的身份，她報了電腦培訓課程，然而這樣一來，每月的收入就不夠用了。

她試過周末做電話推銷員的兼職，然而那份工作很累，又賺不到什么錢，佐伯不得不放棄。

后來她在一次偶然間看到了人妻風俗店的招聘，猶豫了一段時間后，還是去應聘了。

可以看到，她的這種焦灼和大學生廣田有著類似的地方。

要么靠風俗業提高收入，維持溫飽，甚至讓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發展。

要不就隨波逐流，喪失所有抗風險能力。

對她們而言：

「導致貧困的原因并非是想象中的驚濤駭浪，而是普普通通的走著路的時候，在往左還是往右這樣簡單的抉擇，之后發現慢慢越來越難走」。

中村在調查中發現：

早先那種因消費過高而破產，或是因卷入高利貸而不得不從事風俗業的案例，已經非常少了。

如今，女性選擇成為性工作者，不過是為了填補每月三到五萬日元的日常開銷。

原本作為弱勢群體，這些女性理性得到更多關注與幫助。

然而，當中村將她們的故事刊出后，更多的卻是誹謗和重傷，她們被形容為不檢點，愛財、不知廉恥……

雖然這些女性貧困的原因看起來各不相同，但這并不意味著陷入當前的局面，全是她們的責任。

更多是她們身處的社會出了問題。

代際財富分配的不公、大學助學金的金融化、派遣工的泛濫……這種種現象，都將女性推往了貧困的深淵。有讀者說，看完這些人的故事，會時不時產生，「她也可能是我」的心有余悸。

如今，我們漸漸面臨著的許多社會問題，的確是曾經日本的縮影——老齡化、少子化、經濟泡沫……

誰也不知道，女性貧困會在哪一天迫近，或者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已經悄然蔓延。

了解日本女性貧困的狀況，有助于我們審視自身的現狀，更是一種警醒。

畢竟，誰也不知道她們的今天，會不會是我們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