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北京地區畢業生就業服務月活動”啟動，高校畢業生可以通過多種途徑與用人單位對接，從而找到自己心儀的工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高校畢業生是由國家按計劃分配工作的，畢業生需要服從分配。后來，北京不斷改革高校畢業生分配方式，逐漸實行“供需見面、雙向選擇”，讓畢業生與用人單位“自由戀愛”，最終打破了高校畢業生“統包統分”的就業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各項建設事業急需人才。在這種大背景下，高校畢業生就業是采取計劃分配的方式，國家會根據各行各業的實際需求，再結合當年畢業生人數和專業情況進行統籌分配。

本報1959年7月16日1版《國家計委訂出分配高校畢業生計劃》記載，當年暑期由國家計劃分配的高等學校畢業生共有62233人。國家計劃委員會在擬制分配計劃時，對中央同地方、當時同長遠（指師資和科學研究的需要）、重點同一般的需要，盡可能地予以兼顧。比如，對于工科畢業生的分配，首先考慮鋼鐵、機器制造、煤炭、電力、交通運輸系統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以及高等工業院校和科學技術研究等方面的急需。而對于理科畢業生的分配，則首先考慮高等院校師資和科學技術研究的急需。

在那個年代，高校畢業生就業需要服從國家分配。在具體調配和派遣時，學校會動員學生自覺接受國家分配的工作，積極參加祖國建設。對于確有實際困難的個別學生，學校在可能的條件下也會給予適當照顧，但是，“少數不顧國家需要、無理堅持個人要求、拒不服從分配的學生，可以獲得學校頒發的畢業證書，但不能被國家機關、學校、企業和事業單位錄用。”

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那些年，依然采用計劃分配的方式。對于這種就業方式，很多家長給予了莫大支持。本報1981年9月28日1版《許多家長寫信支持子女服從國家分配》記載了這樣一件事：1977年北京林學院在云南辦學時招收了300多名學生，其中，云南、貴州、四川的學生占一半以上。到畢業時，一些學生對服從國家分配思想準備不足，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留在北京等大城市，或在高校和科研部門工作，不想到生產第一線。針對這個情況，學校在暑假前分別給畢業生家長發了信，希望家長配合學校做子女的思想工作。不少家長接到信后做了子女的思想工作，并給學校回了信。一位農民家長在信中表示：“我兒是國家培養的大學生，一定要服從國家的分配。”

試點定向招生和委托培養

1983年1月，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召開，會上明確提出：從當年開始，對高等學校的招生制度積極穩步地進行改革，要求打開人才通向農村的道路、打開培養單位和用人單位直接聯系的渠道。

打開人才通向農村的道路，是指農、林、醫、師等院校實行部分定向招生，學生從農村招收，畢業后還要保證回農村去。打開培養單位和用人單位直接聯系的渠道，是指采取委托培養的辦法，也就是說，除了高等學校主管部門下達招生計劃外，部門、省、市、自治區之間可以互相委托培養，用人單位（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單位）也可以委托學校培養，雙方訂立合同，互守信約，違者負責賠償損失。

據本報1983年5月2日1版《將招收市郊各縣考生八百多人》報道，那一年，北京實行面向農村的定向招生，北京師范學院、北京農學院和北京第二醫學院都招收了一定比例的遠郊縣學生，其中，北京師范學院和北京農學院分別按照計劃招生總數的60%和70%招收各縣考生。據統計，當年北京市屬高等院校共招收了市郊各縣考生860多人。

北京輕工業學院、北京林學院等院校承擔了委托培養人才的任務。北京輕工業學院與大興縣簽訂協議，4年內為其培養約340名左右大學本科、專科生，涉及輕工機械、輕工化工、輕工自動化和輕工企業管理4個專業，經費由大興縣負擔。委托培養的學生，由大興縣推薦，他們需要參加全國高校招生統一考試，之后由輕工業學院擇優錄取。北京林學院為市林業局、市水利局培養18名本科生，涉及林業、森林病蟲害防治和水土保持3個專業。同時，為市木材公司培養26名木材機械加工專業的專科生。這些本科生、專科生同樣需要參加全國統一招生考試。

學校和用人單位“供需見面”

為了做到人盡其才，1984年，北京改革高校畢業生分配辦法，讓學校和用人單位直接見面，雙方共同研究畢業生分配計劃，實現“供需見面”。

此前，高校畢業生主要是由上級派遣部門下達分配計劃，學校和用人單位很少直接見面，因此，在畢業生的分配使用上存在著一些不合理的現象。這一年，國家計委、教育部提前下達畢業生分配計劃后，北京有關部門及時做出預分計劃，并發給接收單位征求意見。隨后，市計委、市人事局和市高教局聯合召開了“供需見面”會。北京地區高等院校和市屬各區、縣、局、總公司130多個單位在會上交流了情況。高校向用人單位介紹了畢業生的專業培養目標和有關情況，用人單位向學校介紹了畢業生要分配的具體單位和專業要求，雙方共同研究畢業生分配計劃，盡力做到畢業生學用一致，人盡其才。（1984年7月2日《北京日報》1版，《本市大學生畢業分配實行“供需見面”》）

1985年，北京工業大學在此基礎上將這項改革推向深入，率先試行“供需見面、以銷定產”，提前一年預分八六屆畢業生。據本報1985年4月4日1版《北工大提前一年預分畢業生》記載，當時的北京工業大學是五年制工科院校，提前一年預分配，學生可以在最后的學年里，根據自己的工作去向，有意識地選修課程、安排畢業設計；教師也可以有意識地制定教學計劃，進行具體培養。實行這樣的改革，避免了以往畢業生分配中的一些盲目性，使畢業生到工作崗位后，專業對口，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供需見面”辦法實施后，學校和用人單位都覺得效果很好。后來，市人事局開始組織市屬各高等院校和市屬各區、縣、局、總公司，進行高校畢業生分配信息交流活動，為合理制定高校畢業生預分計劃提供可靠的依據。

“皇帝的女兒”也愁嫁

當年，社會上曾流行著一句話：“大學畢業生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確實，1985年以前的大學生，一到畢業季幾乎全被用人單位“搶”光。那個年代，北京市汽車工業總公司的人事干部一到“分配季節”，就早早到市人事局“坐鎮”，要人不大講條件，“揀到籃里就是菜”。可是，這種狀況在1987年發生了改變。

1987年，首都高校有21217名畢業生參加分配，到9月底，被用人單位退回的畢業生有659人。這么多畢業生被退回，是之前從未有過的。

隨著改革、開放、搞活，特別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的市場競爭導致人才的競爭，不管人們愿意與否，在大學生分配中，一個“擇優汰劣”的人才市場已經出現了。用北京市汽車工業總公司工作人員的話講：“我們可以組織在職人員進修，可以通過招聘等各種形式引進人才；我們總公司所屬的企業有的搞‘兩保一掛’，人員增加，工資總額不變，有的試行股份制，還有的是中外合資經營，誰都講經濟效益，不合標準的大學畢業生、研究生就不要了。”（1987年11月11日《北京日報》1版，《改革需求的沖擊》）被退回的畢業生中，有不少人是由于沒有學位、受過處分、多門功課不及格等原因被退回的。

高校畢業生分配工作出現的新情況，在當時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也引起了教育等相關部門的重視，新的改革方案在醞釀之中。

　雙向選擇結束“包辦婚姻”

1988年，北京各高校大都采取了供需見面、雙向選擇的分配方式，有的還直接請用人單位到學校擺攤設點，讓畢業生了解社會需求信息，向社會推薦自己。

為了給大學生們提供更廣闊的求職機會，1988年4月，北京首次舉行高校畢業生分配咨詢會，1000多家用人單位在天壇公園設下咨詢臺，首都50多所高校的近萬名大學應屆畢業生前往求職洽談，有的當場“成交”，簽訂了“協議”。北京的高校畢業生分配，開始以“自由戀愛”的方式取代“包辦婚姻”。

據本報1988年4月28日1版《供需見面 雙向選擇》報道，海淀區東升鄉工業總公司所屬的80多個鄉鎮企業，需要70多名大學畢業生。一上午，就有30多名大學生填了表，表示愿意去鄉里工作。首都鋼鐵公司、北京市汽車工業總公司的桌子一擺出來，就圍滿了大學生。北京旅行車股份有限公司是個集體企業，兩個小時內有100多名大學生要求進廠工作。

與畢業生零距離接觸，用人單位也有了更多挑選余地。北京鄉鎮企業局食用菌公司急需建筑會計和經濟管理人員，但對前去求職的畢業生并不滿意，“來求職的人一張口就表示不下基層，言談舉止也不機敏，我們就沒有共同語言了。”公司負責人說。有學生在西城區教育局咨詢臺前談了一會兒便被“勸走”了，工作人員說：“這個學生想到我們這兒搞電教工作，但又表示不愿久留。把教育當個跳板，不熱愛教育工作，沒有事業心的，我們不能要。”

截至1988年7月21日，北京地區75所高校當年的2萬多名應屆畢業生，99%順利離開母校，到工作單位報到。這一年的應屆畢業生對自己的工作去向比較滿意。（1988年7月22日《北京日報》1版，《首都應屆大學畢業生99%已離校去報到》）

從那以后，北京不斷加強大學畢業生分配改革力度，強化雙向選擇機制，企業用人自主權增大，學生選擇面更廣了。時至今日，高校畢業生“雙向選擇、自主擇業”的就業模式早已成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