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春之名，赴一場鄉土與童心——巢湖學院教育幫扶紀實泥土里長出的教育詩

七月的郎溪，蟬鳴裹著稻香漫過黎明村的田埂。當我們——巢湖學院數學與大數據學院“青春助農·智教興村”實踐團隊的12名隊員，背著教案與教具踏入村委會的那一刻，孩子們眼中閃爍的光，突然讓“鄉村振興”這個宏大的詞變得具體而溫熱。七天里，我們既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是鄉土的學習者；既在孩子們心中播撒種子，也在自己的青春里刻下了關于成長與責任的注腳。這場以“教育幫扶+紅色傳承”為名的實踐，最終成為一場與童心、與鄉土的“雙向奔赴”。

圖一、在冀祥麟和郝江峰兩位老師的帶領下初到郎溪

課堂上的“意外收獲”：當知識遇見純粹的眼睛

美術課上，小女孩舉著彩筆仰起的臉，讓我突然意識到：教育從來不是單向的灌輸，而是一場心靈的共鳴。
最初設計課程時，我們總想著“教給孩子什么”——語文老師趙佳佳準備了安徽童謠的文化解讀，數學老師王瑞打磨了“速算闖關”的每一個游戲環節，安全員李艷反復演練防溺水演示的每一個動作。但站在講臺上才發現，孩子們用最天真的方式，反過來“教會”了我們教育的真諦。
那一刻，課本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突然有了呼吸——它藏在老人的皺紋里，飄在田野的風里，更在孩子脫口而出的鄉音里。我們臨時調整教案，讓孩子們回家收集爺爺奶奶的“老故事”，再帶到課堂分享。當一個孩子用方言復述完爺爺參加抗洪搶險的經歷，教室里響起的掌聲，比任何教學評估都更動人。
數學課上的“邏輯拼圖”游戲，原本是為了訓練思維能力，卻意外成了觀察孩子們性格的窗口：有的孩子專注冷靜，一步步拆解難題；有的孩子急得滿頭大汗，卻堅持不放棄；還有的悄悄把自己的思路分享給同伴。王瑞在實踐日志里寫道：“我教他們‘排除法’解數獨，他們卻教會了我‘包容法’——原來最好的課堂，是讓每個孩子都敢犯錯、敢表達。”
最讓隊員們揪心的是防溺水課。當李艷問“如果看到同伴落水，你會怎么做”時，幾個孩子齊聲說“跳下去救他”。那一刻，我們突然明白：比起知識，更重要的是傳遞“生命至上”的價值觀。情景模擬時，一個小女孩緊緊攥著用來演示的長桿，認真地說：“老師，我記住了，先喊大人，再找工具，因為我好好活著，才能以后保護更多人。”她眼里的堅定，讓我們鼻子一酸——原來教育的終極意義，是讓弱小者學會強大，讓強大者懂得責任。

圖二、孩子們的積極互動

紅色館里的“精神覺醒”：當歷史照進青春的迷茫

“這頂軍帽的主人，犧牲時比我們還小兩歲。”在郎溪縣“紅色基因傳承館”，講解員指著展柜里的舊物說。那一刻，空氣仿佛凝固了。孫可豪后來告訴我，他摸著玻璃展柜，指尖傳來的涼意像電流一樣擊中了他——“以前總覺得‘英雄’離我們很遠，直到看到那些和我們年齡相仿的烈士遺物，才明白‘擔當’不是口號，是前人用生命鋪就的路。”
在團隊出發前，有人開玩笑說“實踐就是走個過場”。但在聽完新四軍戰士為掩護群眾轉移而犧牲的故事后，“我們在空調房里抱怨作業多的時候，八十多年前的同齡人正用血肉之軀守護家園。現在的‘鄉村振興’，不就是他們當年憧憬的‘好日子’嗎？”那天下午，隊員們在紀念館的留言本上寫下：“請先烈放心，這盛世，我們接棒。”
這種精神的洗禮，很快轉化為行動的自覺。原本對支教有些抵觸的蔣佳樂，主動申請加開“紅色故事小課堂”，用漫畫形式給孩子們講新四軍的故事；孫可豪則在安全課上加入了“革命先輩的避險智慧”，告訴孩子們：“勇敢不是魯莽，保護好自己，才能為家鄉做更多事。”紅色教育不再是書本上的文字，而是流淌在我們與孩子之間的精神血脈。

圖三、孩子們的手工制作

田埂間的“文化叩問”：我們究竟在“幫扶”誰？

“你們從城里來，覺得我們這老掉牙的花鼓戲還有人看嗎？”在國購廣場做問卷時，一位老人的反問，讓我們陷入沉默。最初的文化調研，我們帶著“記錄非遺”的使命感，卻忽略了鄉土文化本身的生命力。
直到在有斐堂聽吳開訓先生的故事——這位清末民初的郎溪商人，一邊辦工廠振興實業，一邊建學堂普及教育，臨終前還囑咐家人“辦學不能停”。隊員楊雯雯突然感慨：“我們總說‘教育幫扶鄉村’，其實百年前的先賢早就在用行動告訴我們：鄉村從不缺智慧，缺的是讓智慧發光的機會。”
在黎明村的“作業輔導角”，我們遇到了一個叫小雨的女孩，她的暑假作業里夾著一張畫：村口的老槐樹、潺潺的梅渚河、還有戴著紅帽子的“大學生老師”。“這是我的家鄉，以后我也要考大學，回來教更小的孩子。”她的話像一顆石子，在我們心里激起千層浪。原來，所謂“幫扶”，從來不是居高臨下的施舍，而是平等的對話與相互成就——我們帶來知識，孩子們卻用最純真的夢想，治愈了我們在都市里積攢的焦慮與迷茫。
調研最后一天，書記握著我們的手說：“年輕人，謝謝你們讓這些老故事‘活’了過來。”其實該說謝謝的是我們——是郎溪的土地教會我們：鄉村振興不是“輸血”，而是“點燃”，點燃那些沉睡在泥土里的文化火種，點燃孩子們眼里對未來的光。

青春的答案，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離別那天，孩子們追著我們的車跑，手里揮舞著自己做的小扇子、畫的畫，還有歪歪扭扭寫著“老師再見”的紙條。袁夢慈抹著眼淚說：“以前總覺得‘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是句空話，現在才懂，這論文的每一個字，都要蘸著泥土的芬芳、帶著孩子的笑聲。”
七天的實踐，我們或許沒有改變黎明村的教育生態，但孩子們的笑容、老藝人的堅守、先烈的故事，卻重塑了我們對“青春”和“責任”的理解。教育幫扶的意義，不在于我們教了多少知識，而在于我們讓孩子們相信：遠方有光，未來可期；而我們自己也終于明白：青年的價值，不在于身居何處，而在于是否能將個人理想融入時代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