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幗不讓須眉，三晉大地上的女中豪杰
 
巍巍太行，莽莽呂梁，矗立著山西抗戰(zhàn)歷史偉業(yè)的豐碑。在這場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和前途命運的戰(zhàn)爭中，廣大婦女以特有的堅韌和勇氣，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成為全民族抗戰(zhàn)的堅強后盾，擎起了山西抗日救國的“半邊天”，展現了不怕犧牲、艱苦奮斗、胸懷大局、無私奉獻的太行精神和呂梁精神。
“假如中國沒有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zhàn)是不會勝利的”抗戰(zhàn)的爆發(fā)，一方面給包括婦女在內的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廣大婦女民族解放意識和自我解放意識的雙重覺醒。抗戰(zhàn)伊始，何香凝、史良等婦女領袖大聲疾呼：“現在是我們民族爭生存的最后關頭，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姊妹們，請都快起來。我們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能上戰(zhàn)場的去上戰(zhàn)場，能救護慰勞的就出來做救護慰勞工作。”在民族大義面前，許多知識女性奔赴抗戰(zhàn)前線，山西作為華北敵后抗戰(zhàn)的中心和重要的抗日根據地，迎來了許多城市知識女性。“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聽吧！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zhàn)場。”《我們在太行山上》的歌聲反映了那個彌漫著烽火硝煙的年代，廣大婦女以無私的奉獻和犧牲精神親送兒子、丈夫、兄弟奔赴疆場殺敵保國，使山西成為“八路軍的故鄉(xiāng)，子弟兵的搖籃”。擁軍模范裴乃秀和“子弟兵母親”陳改改的故事永遠流傳在太行山深處。母送子、妻送郎的擴軍熱潮和反對開小差的歸隊運動，有力地保障了抗日軍隊的不竭兵源。比“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zhàn)場”更壯烈的是女性親自參戰(zhàn)。1937年1月山西女兵連的成立震動了太原，這支由190多位女性組成的戰(zhàn)斗隊伍，是中共領導下的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她對于落后的舊中國、舊世界起著突破性的作用；對于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起著先鋒的作用；對于山西，甚至對于更大范圍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對舊社會壓迫的婦女革命運動史上更起著創(chuàng)舉性的作用。”這些女兵們身先士卒，沖鋒在前，始終戰(zhàn)斗在抗日第一線，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民政部“第一批著名抗戰(zhàn)英烈名錄”中八位女英烈之一的南洋歸僑李林，在女兵連軍政訓練班期間，立下了“甘愿征戰(zhàn)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在1941年日寇對晉綏邊區(qū)根據地的圍攻中浴血奮戰(zhàn)，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被周恩來譽為“我們的民族英雄”；梁淑媛為革命事業(yè)丟下襁褓中的嬰兒，在同反動派進行斗爭時犧牲；身懷六甲的李仲英，在威逼利誘前毫不動搖，被敵人殘忍地掛在樹上將腹中胎兒挑出，壯烈犧牲。她們與廣大士兵同甘共苦，經受了戰(zhàn)地生活的千難萬險，充分顯示了女性高昂的愛國熱情，極大地鼓舞了抗日將士的士氣。
在國破家亡的危急關頭，廣大女性將個人追求與民族抗戰(zhàn)相統(tǒng)一，以憂國憂民、舍小家為大家的民族氣節(jié)和舍我其誰、鐵肩擔道義的家國情懷，將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連接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把抗戰(zhàn)的要求和愿望付諸實際行動，成為生產建設的主力軍和后勤服務的骨干力量。
“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持久進行，“壯丁們上了前線”，外加日寇封鎖和自然災害的威脅，根據地的婦女們便自覺地擔負起后方的生產重擔。婦女們不僅從事紡織、養(yǎng)豬養(yǎng)雞、養(yǎng)蜂養(yǎng)蠶等家庭副業(yè)，而且沖破舊的世俗觀念，毅然擔負起過去主要由男子承擔的開荒種田、植樹造林、送糞施肥、鋤草收割等繁重的勞動。她們瘦弱的身體迸發(fā)著無窮的力量，使“分散的農村成為有組織的工廠”，“家家戶戶成為軍隊的后勤供給加工廠”。在春耕運動中努力完成“婦女每人養(yǎng)一只雞，每三個人養(yǎng)一頭豬”的目標。在大生產運動中，女性響應號召制訂生產計劃，隨處可見“到地里去，到場里去，搶收、搶耕。保衛(wèi)我們的糧食，保衛(wèi)我們的土地”的火熱而緊張的場面。1941年武鄉(xiāng)縣1萬余名婦女參加了“百日紡織運動”，紡花，織布，做軍鞋，縫制軍衣、軍褲上萬件，有力地保障了八路軍的后勤需要。紡織英雄韓國林、生產旗幟張秋林以及左權的趙春花、石壁村的武拉弟、臨南縣的劉能林等勞動英雄，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她們用勤勞的雙手為根據地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后方與前方、出錢與出力同等重要”的號召下，婦女不但投身生產建設、慷慨捐資，為抗戰(zhàn)創(chuàng)造物質條件，而且還以女性特有的細致與溫柔承擔起募捐、優(yōu)抗、慰勞、救護等各項戰(zhàn)時后勤服務的工作。在根據地開展的捐銀運動中，許多婦女把攢了一輩子的金銀首飾捐獻出來用作抗日軍費；婦女們還踴躍購買救國公債支援抗戰(zhàn)，如五臺縣的楊星如老太太拿出多年的積蓄，帶頭買了一百元的公債。婦女在苦難中還不忘接濟抗屬，如保德縣的“三八”一碗米運動，就以實際行動書寫了廣大婦女舍小家為大家的家國情懷。無論環(huán)境怎樣殘酷，敵人怎樣“掃蕩”，根據地婦女們都不屈不撓，化苦難為激情，一邊唱著《做軍鞋》，一邊緊張地縫制衣服、鞋襪和被褥；不僅“所有戰(zhàn)士的鞋襪及傷員的血衣繃帶完全要經過婦女的手”而且她們還承擔起救護傷員的任務。平魯縣革命老媽媽林龍背著重傷員，冒著生命危險想方設法加以掩護；子弟兵的好母親楊秀英在“山柴下藏肉”慰勞八路軍傷員；東山溝里的“沙奶奶”姚存魚在家中精心護理傷病員。在根據地涌現出多少個“子弟兵的母親”和“傷兵之母”，背后也就有多少個動人的事跡。戰(zhàn)火紛飛、缺吃少穿的年代，太行奶娘的事跡更是感天動地。她們用甘甜的乳汁、無私的母愛，甚至是生命呵護著八路軍將士的后代。平凡的她們用不平凡的壯舉，印證了革命軍隊與人民血肉相連的魚水之情，書寫了軍民萬眾一心筑起銅墻鐵壁、挺起民族脊梁的歷史畫卷。從個體到群像，從前線到后方，山西女性在戰(zhàn)爭歲月的忍辱負重和堅強抗爭，既是彪炳史冊的光輝業(yè)績，也是穿越時空的精神財富，是中華兒女自強不息、建功立業(yè)的重要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