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一直是我欣賞的作家之一，而這部《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更是王蒙的小說之中我喜歡的一部。小說以平淡朦朧的手法描寫了一個22歲的知識青年林震，受組織調遣，從小學調到來北京市下轄的某區黨委組織部的生活經歷，在一次次的主人公的受挫中描寫了這個青年人細微的心理感受及變化，并且展現了在黨委下屬的組織部所存在的錯綜復雜的尖銳矛盾，并且毫不避諱地寫出組織部的不良風氣，揭示了黨內組織部門存在的陰暗一面。這個陰暗一面就是黨內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和消極處理事務的精神指引。這點也是這部小說批判者最為關注的一個重點，許多人覺得王蒙在無中生有，詆毀我黨，但作為黨中央最高領導人，毛ze東本人卻欣賞這點，他指出：“他寫了一篇小說，批評共chan黨工作中的缺點……部隊幾位同志就‘圍剿’，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么就沒有官僚主義。”在官僚主義和消極處事的對立面，作為年輕一代的代表的林震，則是表露出了朦朧的情緒波動和因涉世未深而保留的一份單純和天真，以及把生活美化的弱點，表現出了對新生一代干部的工作環境，工作作風，以及如何適應眼前的社會等問題的深刻思考。

   相比對發表版，我更喜歡原稿版的結局。發表版中的結局是林震鼓起勇氣繼續去找領導同志反映組織部內的工作作風問題，把希望繼續留在了或者說寄托在了黨內的年輕人身上。但在原稿中，結局卻是林震意識到僅憑個人的勇氣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也改變不了什么，也刪去了區委書記派人找了林震三次的事情。很明顯，編者把這部小說“美化”了。這樣的“美化”在當時這樣一個社會大環境下是可以理解也的。

這篇小說的主旋律是林震一次次地對他所發現和看不慣組織部內的同事的工作作風和不良風氣發起進攻，在此過程中，林震卻在一步一步地被他們（指組織部的同事們）同化了。這或許也是一個人的社會生活中必須經歷的一個成長的過程。初來咋到的林震帶著一顆單純和理想的心，正如書中所寫“對壞事絕不容忍”則是他的工作作風。經歷過一系列的事情后，林震也逐漸地受到劉世吾的影響，從而引發了他對人生，社會的重新思考，重新審視和認識，進而促進了他心理和性格的健全和成熟：林震作為一個滿懷著工作熱情和正義的年輕的共chan黨員，對他在新工作崗位——組織部中所發現的一切懶散，腐敗的黨內不良風氣所感到困惑和迷惘，但他依然懷著認真，執著和對真理的堅持，跟一切消極現象作斗爭——向上級匯報，不斷思考，努力解決問題，但得到的卻是劉世吾，韓常新等領導的嘲諷，警告和批評。如此往來，他對新工作和社會的美好幻想逐漸消褪，開始了認真而理性的思考。而與林震有著相同遭遇的趙慧文，也是在這些她所反感的不良風氣中逐漸迷失和沉默，直至林震的出現，她才找到了可以傾訴的對象。而她對于林震來說也是一個在迷霧中的知音和尋路人。發表版中把他們兩個人愛情關系明確化了，但是他們之間的這種愛情關系在作者王蒙的本意來說，只是“兩個人交往過程中的感情的輕微的困惑與迅速的自制。”對于林震來說，在組織部里，趙慧文可以說是他的唯一精神依賴，其他的人都與林震格格不入，這種精神依附關系發展成為“我喜歡你，你喜歡我”的愛情也并不無可能，但趙慧文是有夫之婦，這點林震是清楚的，因此以林震對于真理和正義的堅持，這段感情總會以悲劇收場。作為林震和趙慧文的對立面，以劉世吾為代表的黨委組織部內的領導同事們，則是另外一種觀念。“就那么回事”是他的口頭禪，這并不是代表著革命激情和理想消退的“官僚主義者”的表現，相反，這卻是他成熟穩健的一個展示。文中他為林震辯護的一段話中這樣說到：“至于林震同志的思想情況，我愿意直爽地提出一個推測：年青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為生活應該怎樣，便要求生活這樣，作為一個黨工作者要多考慮的卻是客觀現實，是生活可能怎樣。”這正是劉世吾對客觀現實世界或者說社會的一個入世的認識和理解，但這并不代表著他內心的正義感和理想全部被“格式化”，甚至可以說理想和正義從未在他心里離開過，他只是更加懂得了如何應對這個不應被理想化的客觀現實。許多人批評這個人物的惰性，比如他一再容忍王清泉，對于韓常新的簡陋的工作報告也是足夠的寬容。甚至有人覺得他是組織部機制失靈的始作俑者。或許這些觀點有它們一定的道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組織部機制的失靈是每一個黨員都應該負責的！許許多多的人在官場里不過是另外一個劉世吾。本人對于劉世吾的這種心態和對現實的理解認知是表贊同態度的。激情磨蝕后便會形成冷漠，或者說穩重。

這篇小說的最為突出的藝術手法之一就是運用了對比手法來刻畫人物，使得人物性格更加鮮明。在這一點當中，最為突出的則是林震與劉世吾的對比，也即是“激情”和“冷漠”的對比。作者常常有意無意地在描寫人物時把幾個人物放在一起，通過對比來展現他們各自性格的不同之處。例如在面對麻袋廠的問題是，林震可謂是絞盡腦汁，心急如焚，想方設法地致力于把問題解決，而劉世吾卻是無動于衷，還用自己的一套理論來解釋，并嘲笑林震的滿腔熱情。這樣的描寫中便突出了林震的正義凜然，努力盡職工作的激情心態和劉世吾若無其事，消極的冷漠的工作作風。然而這些對比描寫并不是該小說的深層意義所在。在他們二人的對比中，企圖達成對生活，對人生的理性判斷與認知恰恰構成了林震和劉世吾關系的真相，也是這部小說在敘事上的最主要動機。他們兩人之間一次次的矛盾沖突，其實就是熱血沸騰的新生力量和成熟穩重而帶為人處世一種“冷漠”的為領導階級之間的深刻對比。在林震和劉世吾的矛盾沖突中，也使得林震重新對這個社會進行思考與認知，從而促進了他的思想成熟化。

另外一點是小說突破了五十年代初期小說創作的政治模式，著重從現實出發來進行描寫與敘述。在對題材和人物的處理上，努力表現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避免了以常規方法去處理事件發展脈絡和人物形象。五十年代初期，我們國家對文化的控制比較緊張，大部分藝術作品都是歌功頌德的，而這部小說卻把矛頭直指黨委組織部，深刻揭示黨內存在官僚主義這一客觀現實。再者，在對林震，劉世吾，趙慧文的刻畫上，都充分表現了人物內心錯綜復雜的性格特點。

其實，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都有它自身所存在的體制，每一個體制都有它自己的運行規律和軌跡，任何人都不可能單憑個人的力量去改變這種體制，相反，他只會潛移默化地成為這個體制中的一員。就像我常常所說的，“每一個朝代的更迭不過是一群推翻了不公平的體制的人又重新建立起新的不公平的體制的過程。”用時髦的微博上的話語來說，就是——“總有一天我們自己卻會變成那個當初我們所鄙視的人。”與此同時，我們每個人內心的最深處卻依然深埋著那么一個理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