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學的文學性很重要的一點體現在語言和表達上。《李有才板話》中，關于“話語”的表達，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農民與知識分子所用的語言不同，農民中的當權者和普通民眾在語言使用時也有差異；二是話語和權力的關系，誰能說活、誰敢說話也是一種權力的體現；三是擁有話語權之后，不管是誰都有墮落的可能性，需要警惕。文章就將從以上三個方面來論述。

關鍵詞：李有才板話話語權力

一、故事講訴的方式

趙樹理文學被定義為“大眾文學”的典范。何以成為“大眾文學”的典范？首先是因為其作品通俗易懂，其次是反映了農民的、大眾的生活。其作品對于知識分子來說具有“可讀性”（趙樹理將農民的方言翻譯成知識分子能懂的話），對于老百姓來說具有“可說性”（又將知識分子的歐化語言翻譯成農民能理解的話），為打通知識分子和老百姓之間的隔膜，他充當了“翻譯”的角色。在《李有才板話》中介紹李有才時說他“有個特別本領是編歌子”，接下來解釋：“這種歌，在閻家山一帶叫‘圪溜嘴’，官話叫‘快板’。”這種歌在閻家山叫“圪溜嘴”，說明“圪溜嘴”是“老百姓的話”，“快板”是官話，屬于“官腔”系統，而“歌子”介于二者之間，只能說是對“圪溜嘴”的翻譯，也可以是對“快板”的翻譯，經過對這兩者的翻譯，就使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快板”這個詞的意思，算是對這兩者的同時翻譯。

趙樹理何以有“翻譯”農民和知識分子的話的意識？從趙樹理的生平我們知道，他也是新式學堂出來的知識分子。這可以說是他在與農民的交往過程中，自覺調整自己語言的結果。他在談自己的創作時說：“我既是個農民出身而又上過學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與農民說話，又不得不與知識分子說話。有時候從學校回到家鄉，向鄉間父老兄弟們談起話來，一不留心，也往往帶一點學生腔，可是一帶出那等腔調，立時就要遭到他們的議論，碰慣了釘子就學了點乖，以后即使向他們介紹知識分子的話，也要設法把知識分子的話翻譯成他們的話來說，時候久了就變成了習慣。說話如此，寫起文章來便也在這方面留神。”[1]

趙樹理意識到了知識分子和農民的話語存在本質的區別，那么，是否所有農民的話就沒有區別呢？也不是。在《李有才板話》中不同的人站的立場不同、所在的位置不同，說話的方式也有不同。

張得貴在通知閻家山的村民們第二天到廟里選村長時說：“明天選村長啦，凡年滿十八歲者都去！”[2]又放低嗓子說：“老村長的意思叫選廣聚！”小保道：“他也學會打官腔了：‘凡年滿十八歲者’……”[3]小順道：“還有‘老村長的意思’。”可見張得貴的話和小順、小保等普通老百姓的話是完全不同的，他話一出口，老槐樹底下的這幫人就敏銳的感覺到張得貴打的是“官腔”。“官腔”作為一種話語，就起著區別人物屬性的作用。

《李有才板話》中，除了張得貴，“打官腔”的還有章工作人員。在“打虎”一節中，選舉會開始前，李有才放出牛來預備往山坡上送，小順怕他誤了選舉，攔住他，李有才說誤不了，因為章工作員“不論什么會，他在開頭總要講幾句‘重要性’啦，‘什么的意義及其價值’啦”。李有才雖然沒有直接說章工作員“打官腔”，但是在諷喻他關于的“重要性”“意義及其價值”的講話是不重要的，和老百姓的實際生活脫節，是缺乏意義和價值的話，也就是一種“官腔”。

作者趙樹理對于“官腔”的態度，明顯是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官腔”是一種脫離人們群眾、脫離實際的話，是不值得提倡的。相反，他所贊同的是能夠為老百姓所接納，貼近農民實際生活的話，比如說“快板”。

“快板”或者說“歌子”作為一種為農民所廣為接受的話語形式，簡潔、通俗、易傳唱，在《李有才板話》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像是新聞，時時播送閻家山西頭人的動向；它又像是大字報，批判著反面人物；它還像報告，總結經驗和教訓。

閻家山西頭的人，恒元是有歌的，家祥是有歌的，廣聚是有歌的，喜富是有歌的，得貴是有歌的，“提起西頭的人來，沒有一個是沒歌的，連哪一個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4]是一種戲謔，也表明了“快板”的批判性功能。老楊同志來閻家山后，想要組織農民參加“農救會”，如何組織呢？就讓李有才先編一個宣傳參加“農救會”的快板，再通過小順等人把歌傳給大家，大家聽了歌也就明白了。這時候的“快板”就像新聞，并且還是以農民能接受和理解的形式，充分的考慮到了農民不識字，能“說話”的特點。最后，斗爭勝利后進行總結，也是讓李有才編個“紀念歌”，刪繁就簡，貼合農民的心理。

二、話語權的爭奪問題

在《李有才板話》中，閻家山的人從其話語倒向來看，主要有兩種對立的勢力。一派是以閻恒元、閻家祥、劉廣聚等為代表的地主階級，在閻家山屬于強勢的一方，經常欺壓民眾和弱小，牢牢掌握著閻家山的話語權；一派是以李有才、小福、小順為代表的貧農或雇農，在閻家山是弱勢的、被壓迫的一方，同時，也是閻家山最具斗爭性、反抗性的群體。兩派一直在爭奪閻家山的話語權。

閻恒元是閻家山的大地主，在抗戰前年年連任村長，把控著村里的大權，李有才編的快板說“村長閻恒元，一手遮住天，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5]。后來因為種種原因，不再擔任村長，只是擔任村里的民事委員，但是，村里的話語權還是牢牢把控在他手里。喜富村長的職務被撤了之后，需要重新選村長，得貴在通知大家選舉時，還把嗓子放得低低的說：“老村長的意思是選廣聚！”雖說恒元已經“不在其位”了，但是，恒元的話似乎還在部分農民中起作用。

雖然李有才一派中很多人支持小元做當村長，但是在選舉村長時，仍是恒元支持的廣聚當選村長。那么，廣聚于恒元又是什么角色呢？廣聚可以說是恒元的“傀儡”，他如恒元所愿當選村長，但在做任何事的時候還是去向恒元“報告”。“打虎”之后，恒元一心關心著自己是否有受喜富的牽連，廣聚在開完處理喜富的會后，“飯也沒有吃，歪著個頭，先到恒元那里報告”。減租和丈地的事情，也是恒元和他的兒子家祥出的主意。可見，恒元仍是實權者。并且，在“打虎”這一部分里，喜富是被批判的對象被打倒，恒元的問題卻沒有人敢提。

那么，為什么大家都知道恒元是黑幕后的操縱者，但是，卻不敢說揭露他的惡行呢？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方面是因為恒元是地主，他有強大的經濟后盾；其次，他是村里的能人，腦子靈活，有手段能籠絡人心，在出事的時候還能置身事外。不僅如此，他的兒子家祥畢業于縣里的簡易師范學院，是本村的小學教員，也是村里的教育委員，在農民普遍不太識字的情況下，有任何有需要用到文字的地方，都需要有求于人，那么就相當于家祥把控著村里的文化領導權。更重要的是，在農村傳統的宗法制度仍支配著人們的行為，農民們不敢出頭，或者可能日后還要有求于他，不敢得罪他。老秦就說過“指望老槐樹底人誰得罪起老恒元？”還有閻家山很多都是閻家的本性，所以雖然恒元有很多問題，但是，閻家山的農民們或顧忌本家的緣故，或顧忌本村人的緣故，也許并沒有把恒元想的很壞，在他出現問題的時候也不想落盡下石。

福柯說“權利即話語”，用在閻家山也同樣奏效。在閻家山，誰能說話，誰敢說話，誰會說話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打虎”的時候，章工作人員要求大家說說喜富的罪行，開始沒有人說，還是一個外來戶馬鳳鳴“打頭炮”，然后大家才開始說起來。

老楊來模范村督促秋收，去老秦家里吃飯，廣聚還有顧忌，但是恒元吃定了老秦不敢說他的壞話，最終還是老秦的老婆和一個小女孩念的歌子道出了閻家山的現狀，引起了老楊的對“模范村”的懷疑。

在“打虎”的時候，老槐樹底下的人還只敢斗一斗喜富，并且是在縣里調查出喜富的事，喜富被撤職之后。對于老恒元的問題，“與恒元有關系的事差不多還沒人敢提”。在縣里來的老楊來了之后，老槐樹底下的人弄清了老楊的來歷，他是否站在農民的立場上說話，以及他背后的權力關系等之后才敢于說話，敢于正面去揭露恒元的問題。

老楊在組織斗恒元，參加農救會的時候，會編歌的李有才和會說話的小順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李有才編的歌把農救會的要義簡單的表達出來，小順則把歌傳播給更多的人知道，使農民明了政府真正的政策是什么。可見，在《李有才板話》中，趙樹理充分地肯定了會說、能說的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肯定需要會說話的掌握權力。最終，在老楊同志的帶領下，李有才和老槐樹底下的人奪回了話語權。

三、話語權力背后——被腐化的權力階級

《李有才板話》中關于小元的變化的敘述，以及最后李有才被任命為“民眾夜校教員”，表達了作者對于話語權力背后容易被腐化的權力階級的隱約擔憂。

小元在沒有被選為武委會主任之前，歸屬于老槐樹一派，其斗爭性是很強的。得貴通知大家選村長說“老村長的意思叫選廣聚”，小元道：“我看咋們也不用管他‘老村長的意思’…偏不選廣聚！”[6]老秦怕得罪恒元，小元還批評了老秦，說老秦“真見不得事”。在提喜富的意見的時候，也很積極，還鼓勵馬鳳鳴說：“提吧，你一提我接住就提，說開頭多著哩！”[7]在揭露恒元一派丈地不公時也很明白，說恒元丈地的把戲，“那還不是哄小孩子？只要恒元的得丈公道了，咋們這些戶，二畝也不出負擔，三畝還不出負擔；人家把三百畝丈成一百畝，輪到你名下，三畝也得出，二畝也得出！”[8]

但是，自從恒元耍心機，將斗爭性很強的小元“拉攏”成為武委會主任后，小元變了“割柴派民兵，擔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當主任”“地也荒了”，叔父老陳罵他：“草比苗高，看你秋天吃什么”[9]。小元去鋤地，碰到家祥，“臉紅了，覺得不像個主任身份”，于是說“我到地里看看去”。小順和小福諷刺他道：“陳小元，壞的快，當了主任耍氣派，改了穿，換了戴，坐在廟上不下來，不擔水，不割柴，蹄蹄爪爪不想抬，鋤個地，也派差，逼著鄰居當奴才”[10]。尖銳地指出小元在擁有話語權之后將權力置于民眾之上，壓迫農民為自己干活，自己則“架起胳膊當主任”，沾染上了官僚氣，覺得自己再干活就“不像個主任身份”。小元是自己給自己有了身份的定位，但是從他叔父對他的批評看，似乎老槐樹底下的人并沒有認同他有“身份”就該有特權，而對他學恒元，不生產、不勞動，壓迫舊日患難的朋友，亂用權力非常不滿。

當小元被納入到權力體系中之后變“壞”了。那么，斗爭取得勝利后，李有才成為“民眾夜校教員”，小保既是農救會主席，又是村長，他們也被納入到權力體系之中后呢？還會一如既往的保持住他們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意識嗎？誰能擔保他們也不會被權力腐化？李有才還會是底層農民的代言人，還是會變成政府的傳聲筒？他會不會因其角色的轉化而轉變，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在趙樹理后來的小說《鍛煉鍛煉》之中，我們看到干部楊小四等人也是不下地干活的，說明“民”與“官”斗的歷史似乎從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