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是“世界避孕日”，中國計生協會發布的《大學生性與生殖健康調查報告(2015)》顯示，在17966名受訪大學生中兩成以上有過性行為，超三成表示曾遭到性騷擾或性暴力。

從性別區分上來，男生略多過女生，34.8%的女性曾遭遇過性暴力或性騷擾，男性人群中這一比例為35.6%。

逾三成受訪者稱曾遭到性騷擾或性暴力，這是個不低的比例，也是令人倍感沉重的現實。前不久北師大學生康宸瑋《沉默的鐵獅——2016年北京師范大學校園性騷擾調查紀實報告》，談及了60個同類案例，可佐證性騷擾確屬常見。“沉默”二字，耐人尋味。被騷擾者幾乎都保持了沉默，康宸瑋認為，正是這種沉默或無效的不沉默，助長了騷擾者的氣焰。

不知中國計生協會的報告有沒有言及受訪者在被騷擾后的反應，是默默忍受還是憤而反抗?是忍聲吞氣還是公之于眾?如果是前者，則讓人悲哀。早在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時，“性騷擾”一詞首次出現在我國的法律條文中。如果“對婦女實施性騷擾或者家庭暴力，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受害人可以提請公安機關對違法行為人依法給予行政處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盡管如此，多年來性騷擾并未絕跡，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機構愈演愈烈。究其因，當事人被騷擾后往往選擇忍受，由于種種無奈，不敢與對方撕破臉皮。即便怒而抗議，并采取法律手段，也未必就能討回公道，常以敗訴而告終。之所以敗訴，在于舉證難。由于誰主張，誰取證，而不是舉證責任倒置，這就導致取證極難，維權不易。更可悲的是，如果有人維權，反而遭受圍觀，甚至有認為受害者自己不檢點。

維權難，不止取證難。調查顯示，被騷擾者維權時面臨四大困境：一是立案困境，二是歸責困境，三是舉證困境，四是索賠困境。每一個困境都讓被騷擾者無力、無奈，從而打退堂鼓。其實，以取證難為例，不獨我國，在一些發達國家比如美國也面臨這一難題，不同的是他們在這方面的立法比較健全，而被騷擾者的權利意識又比較強烈。

值得一提的是，有統計顯示，性騷擾者絕大多數有家室，其中，67%是上司，其余是熟人、朋友、長輩。這種身份的可確定性，卻是被騷擾者的最大阻力。要么害怕被報復，要么基于家丑不可外揚的心理，還有不想讓自己曾卷入性騷擾的事實引起公眾的注意，如此多的原因，導致被騷擾者常常選擇息事寧人。

如何遏制高發的性騷擾現象?除了完善法制，比如在打破歸責困境階段，就可擴大責任主體的追究，用人單位應對職場性騷擾承擔雇主責任，還應該落實相關法規和制度——2012年，國務院制定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指出，“在勞動場所，用人單位應當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也就說用人單位必須負起責任，為女職工免于性騷擾提供保障。有學者認為，防衛空間應當具有四要素：區域性、自然監控、印象和周圍環境。如果在這些方面發力，性騷擾行為勢必減少。此外，還可以建立信息公開制度，對有性騷擾前科的人，應公開曝光，提醒其周邊的人注意。

更重要的是，被騷擾者一定不能選擇沉默，一定要注意收集證據，一定要態度堅決不讓騷擾者得逞。對自己的最好保護，就是勇敢拿起法律武器。不做沉默的鐵獅，才能享受更廣闊的權利呵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