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是我為什么選這樣的題目，這就與我們所理解的儒學有關。儒學是一種什么學問？儒學最核心的講了什么問題？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認識。那么我的認識，我想說儒學用最簡單的話說是做人的學問，它的核心內容講做人的問題。為什么儒學提出做人的問題，這里涉及到儒學有一個基本的出發點：這就是“人禽之別”。對“人”怎么認識呢？現在我們有一種流行的認識，認為人與動物一樣，就是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但我們的傳統文化、儒家思想不是這樣看的，它首先要肯定人與禽獸的區別，這是很重要的問題。這里我引用了幾條材料：孟子云：“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些話孟子是從一個文明發展的歷史來說的。中國古代的各類傳說如鉆木取火等解決了人們吃住穿的問題。解決了日常生存問題后還沒有教化，孟子認為人就近于禽獸。從歷史發展來講，那時的人還沒有擺脫禽獸的境界。如何進入人的境界呢？孟子認為要“教以人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處理這些關系，道德上就要有一些規范，有了這些禮儀規范，人的生活才與禽獸區分開來。

荀子云：“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大家都知道，比力氣、跑路，人比不過牛馬，但人可以利用牛馬為自己服務，這是一個簡單的現象。為什么能有這樣的現象？荀子說，因為“人能群”，就是說人能組成社會。為什么能組成社會，形成人群，是因為有“分”，分即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組成社會，必然有各種人倫關系，在地位等

各方面存有區別。這些關系如何維持呢？就有“義”，有各種道德規范。

孟子和荀子的這兩段話合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到：儒家肯定人是高于禽獸的。我們經常講人為萬物之靈，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對人的價值、人的地位非常重視，人高于萬物。高在哪里呢？高在人能組成社會，社會靠什么維護，靠禮義。所以人與禽獸的差別是，人能處理社會的人倫關系，有禮、義的觀念。從這里就提出人最重要的是學會做人。人不能只滿足于物質生活，只滿足于吃好、享受好，這樣就把人降低至禽獸的境界。真正成為一個人，就要懂得處理好人倫關系，成為一個社會的人，這里就有各種社會規范的問題。所以儒學強調做人的問題，實際是對人的價值、對整個人類在自然萬物中地位和價值的很高的肯定，也是為了提升人的境界。這是儒學基本的精神，最根本的精神，中心思想也在于此。

那么儒學中是否有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呢？有。大家都知道《大學》中有這樣一段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于是皆以修身為本。講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是個人的修身，中心問題還是做人的問題，如何肯定和提高人的境界的問題。這樣對做人的重視已經滲透至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切方面，我們只要了解和接觸中國傳統文化都會體會到這一點。我們的文學、我們的藝術，比如古代的小說、戲劇中，滲透的都是講究做人的道理，包括中國的史學和西方的史學也有不同之處，中國的史學不僅是記事，也不僅是作為治亂興衰的資治，來吸取經驗來治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人物的褒貶。從《史記》開始，其中不僅有帝王將相，過去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是帝王將相的歷史，這并不全面。小人物在史書上有其地位，象伯夷、叔齊都是如此，還有《刺客列傳》的荊卿等等。通過歷史，有人物的褒貶，通過人物的褒貶體現中國人傳統的對做人的要求。同時這些也深入到民間的各個地方，包括在窮困的角落，年長者就會通過言傳身教進行家庭教育：做人是第一位的，要做事先做人。這就是體現中國人這樣的一個傳統，強調做人，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到了近代，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比較重視智育，使這（做人）方面有所削弱。但從整個民族的傳統和思維習慣來講，首先還是強調做人。甚至于中國人的罵人也與眾不同，別具特點：對惡人惡事稱之為禽獸不如、衣冠禽獸、獸行等等。這些都反映出人們很重視人本身與禽獸的區別。人必須清楚人高于禽獸的地方，人如何能夠努力提升自己。如果反過來，按照現在流行的觀點來講（如上文），實際上是貶低了人，把自己降到與禽獸一樣的境地。��

第二部分講一下儒學里最主要問題是什么？整個地說是做人的問題。整個儒學的內容非常博大精深，內容也涉及很多方面。我在清華曾給學生開過一門選修課，講“中國古代的人生哲學”，這門課講一個學期，大約三十多個學時，即使這樣也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涉及到，也只能講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現在在這里做兩個小時的講座，只能是就我個人的體會來講，不是說儒學中有哪些東西，而是我在個人的學習中，我在教學工作中或是我個人的人生體驗中所體會到的、覺得比較重要的是哪幾點。實際上是談談我個人的體會，不是給大家講儒學就是哪些東西。就此，我想分四個問題來講。

第一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對人生價值的理解，就是現在講的人生價值觀。怎么看人生的意義、人生的價值，這個問題與前面講的“人禽之別”完全聯系在一起，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中國儒學一個主流觀點是把個人看成群體的一分子。前面講過人與禽的區別之一是人能“群”，把個人放在群體之中，把個人的發展與群體的發展聯系起來，這里比較強調個人對社會、對歷史的一種責任。最有代表性的一個觀點是所謂“三不朽”的觀點，古代（幾乎）沒有價值的概念，人生價值是通過對“不朽”的討論來體現的。“三不朽”的思想是講：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立功、立言這三方面要雖久不廢，就是說你有這三個方面，又能在歷史上存留下去，不被人們所遺忘，這才是不朽。這其中有個來源，在春秋時期，《左傳》中有過記載，當時范宣子與叔孫豹討論不朽的問題，范宣子是當時的貴族、士大夫，他說：我的家族從堯舜的時代起就受封為貴族，至夏、商、周，到現在還是貴族，算起來大約有一、二千年了，我們家族一直如此興旺，這種情況，是不是可認為是不朽了呢？叔孫豹回答說：你這不算是不朽，只能算世祿。真正的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才是真正的不朽。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兩種觀點：一是看重物質的東西，看重家族興旺，從社會上得到多少滿足。另一個，三不朽看重的是你對社會，對群體的貢獻，你在群體中得到一種什么樣的承認。前者看重的是過去和眼前所得到的，而后者看到的，強調的是長遠的影響。這可概括為物質與精神的、當下與長遠的、個人與群體的。三不朽重視的是精神的、長遠的、群體的，所以總的來說，非常重視歷史、社會、百姓對你的評價，來確定一個人的價值。三不朽的思想實際上成為中國人主流地位的傳統價值思想。這樣一種價值觀念從書本上看可能虛一些，在實際生活卻很容易體驗出這種道理，一個人的不朽和價值確確實實不在于你生前有多高地位，有多少財富，而在于你是否能夠立德、立功、立言，雖久不廢。包括我們個人對別人的評價，實際上也是自覺不自覺地以此為標準。我們看過國內外很多的風云人物，生前顯赫一時，死后呢，套用電視劇的話說：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桿秤。究竟這個人如何，有些人是過去就過去了，就被人遺忘，那么他還有多少價值呢；有的人可能還是“不盡罵名滾滾來”；還有的人是雖久不廢，永遠活在后代的心里。這些體驗是我們共有的，實際這些正是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比如岳飛，人所共知，至今我們還是懷念他，知道他“精忠報國”的思想，在杭州有岳王墳、岳王廟，這些說明他世代為人景仰。他生前應該說是個失敗者，他沒有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就被秦檜之流以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迫害死了，含冤而死，但是死后永遠受到人們的紀念。秦檜在當時不可一世，現在呢？就在岳王廟，后人將他鑄成鐵人，跪在墻角，任人唾罵。這就充分體現了中國人對人的評價，人生價值的觀念。但也有人提出質疑，認為岳飛的“愛國”，愛的是封建王朝，是愚忠，不值得提倡；也有人說宣揚岳飛，會不會引起民族的問題，因為“抗金”，現在看來是中華民族內部的問題。其實這些都是簡單化的理解，我們強調的是岳飛精神中不朽的東西，并不是他的對封建王朝的愚忠和民族問題“渴飲匈奴血”等等，而是他基本的、精忠報國的思想，體現了中國人的基本的愛國精神。我還可以作一個具體的說明，與我們清華有關。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不是講的新文化運動，五月四日這一天爆發了愛國運動，在城里游行等等，當時清華離城內很遠，很荒涼，不像現在交通方便，所以當天清華的學生沒有參加運動，晚上有人在城里回來，才把消息帶到清華園，當天晚上也就沒什么反映。第二天早上，清華園里對“五四”愛國運動的第一個反映是什么呢？大家在吃早飯時，看到飯廳門口帖了一張紙，當時叫“揭帖”，上面抄錄的就是岳飛的“滿江紅”。這是誰抄的，是當時在清華讀書的聞一多。我們想，聞一多此時此刻抄錄岳飛的《滿江紅》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他是借《滿江紅》詩來抒發自己愛國情愫 ，他是作為對“五四運動”的反映來寫的。他所表達的絕對沒有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對皇帝的愚忠，所反映所吸收的只是岳飛精忠報國的精神。這種精神在聞一多抄錄《滿江紅》的時候就被賦予了一種新的精神，聞一多是面對當時的現實來表自己的愛國情懷，他從岳飛身上，從中國傳統中吸取了一種精神力量。所以，現在我所講的并不是原封不動地把一些封建愚忠思想等不太恰當的東西端過來，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岳飛的精神雖久不廢，永垂不朽，這些話不是隨便說說而已，而是實實在在的不朽。人死了，他的精神卻被繼承下來，他實實在在地活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里，成為后代繼續前進，爭取民族獨立、民族復興上的一種精神力量。

這樣一種對不朽的追求，也表現在人生中的各個方面。比如在生死問題上，大家知道“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輕于鴻毛”，在生死問題上，中國人追求的是高于生命的更高的價值，這個價值能讓你在生命結束后，流于后代來永垂不朽的、雖久不廢的。它完全地高于生命，概括起來，追求的就是“義”。這一類與前面所談的人禽區別是一致的。有了“義”就是人，丟棄了“義”，就是禽獸。“義”是第一位的，高于物質享受，高于生命。“義”的內容用孔子的話說是“仁”，“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曰：仁義為己任，要殺身成仁。不能為保全生命而犧牲對“仁”的追求，而為追求“仁”，必要時可以舍棄生命。孟子講舍生取義，用大家熟悉的說法是“魚和熊掌不可得兼”，則舍魚而取熊掌，用這個比喻說明義和生命的關系。他說，生是我所欲，義也是我所欲，所欲有勝于生者，為義；所惡有勝于死者，就是要陷我于不義，我寧可死。提倡舍生取義，說明義的價值比生命更高。這些講得都是人生價值，同時也表現在我們現在常常講的義利關系上，也是把義放在首位，利放在第二位。這里還要簡單地澄清兩點，一是義利關系中，中國古代傳統中是否只講義，不講利。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從原始儒家思想來說，并不是不要利，只講義，而是主要的精神在于對利的追求要有一個標準，標準就是是否符合道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所謂不取不義之財。就是說，它提出一個標準，你符合“義”的就可以取，不符合“義”的就不能取，如孔子所云：“富與貴，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這樣言論，孔子與孟子說了很多。孟子曰：“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只要符合道義，舜可心安理得接受天下；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不符合道義，那連別人的一碗飯也不能接受。所以說不是不講利，而是說要符合道義，這一點我們要弄清楚。

另一個需要弄清的問題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中強調把個人放在集體中去，強調要對集體做奉獻，甚至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等，從歷史和社會的發展中實現自己價值。是不是中國人不講究個人，沒有個人的獨立性，其實這也是一種誤解。在《論語》中就可看出，當時孔子是非常強調人格獨立性的。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個國家的軍隊再強大，其統帥是可以剝奪的，但一個普通的人立下的志向是任何力量不可改的。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一是沒有任何力量可改變，另一方面，個人之下的志向在任何環境中也不可改變，不為所奪。這就是對個人獨立性的高度的強調。象《論語》中提到的伯夷叔齊，就贊揚他們：不茍其生，不降其志。贊揚他們堅持氣節，所謂氣節就是堅持個人的獨立性，不為任何因素所動搖。孟子的話更是盡人皆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就是把“匹夫不可奪志”更具體化了。影響一個人，使他放棄獨立意志的，一個是富貴問題、一個是生死是貧賤問題。在富貴、貧賤、威武、暴力這些壓力面前，能夠不改變志向，堅持自己獨立的追求和理想，堅持自己操守，這才叫大丈夫。這也是中國人很重要的一個傳統，就是講氣節，而氣節恰恰就是對獨立人格的維護。所以我們不能認為中國傳統不提倡個人的獨立性，人家說什么你就說什么，不是這個意思，恰恰是這種人云亦云的人，四面討好、沒有個人獨立主張的人，在孔子的《論語》和《孟子》中，都是非常鄙視的，認為是“鄉愿”，鄉愿是“德之賊也”，是最沒有道德的。這一點上我們要有一種觀念，中國的傳統中并不是不講個人的，如果認為中國傳統中強調的只是一種群體主義的價值觀，我覺得似乎不是很確切，所以我將中國古代的價值觀稱之為群己統一的價值觀。

儒家思想強調建立起個人人格追求與社會義務、歷史責任之間的統一。大家知道，文天祥是一位抗元的英雄。當時史書上有過記載，元人進來后，對文天祥很器重，一再勸降，俘虜文天祥后，幾年內遲遲沒有殺他，但文天祥始終沒有投降。最后，元人見文天祥沒有投降的可能，同時又有人打著文天祥的旗號進行反抗，才將文天祥殺害。在這個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有這樣的發現，文天祥死后，人們發現他的腰帶上有這么一段話，大概意思為：“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盡然后仁至……讀圣賢書所為何事，于今而后，庶幾無愧。”這段話很好地體現了文天祥思想中他個人的人格追求和對社會的歷史的責任，二者是統一的，完全沒有矛盾，不像現在我們所想的，他不認為這是犧牲。只有這樣個人人格的追求才是完整的；反之，則是自己的恥辱，是失節。這就是群己統一的價值觀。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待人處世的原則。人的一生中如何待人，處世，這中間有很多具體的規范和一般的原則。今天我講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也是最基本、最基礎的問題：推己及人。具體講，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將心比心，自己不想要的，不能強加給別人，自己希望得到的，也要幫助別人做到。孔子思想中的核心問題就是“仁”。“仁”的基本精神就是“仁者愛人”，“愛人”從何做起呢，我的理解是“愛人”的基礎就是推己及人。孔子關于“仁”學的道理及后儒們對此的發揮有很多很深的闡述。《論語》中這樣的記錄，有弟子問孔子：有沒有這樣的一句話，是可以一輩子照著做的？孔子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回頭想想，所謂“仁”學，講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古代解字中的“仁”就是左邊為“人”，右邊為“二”，合之為兩個人，就是兩人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的基礎是把對方看成人，與自己一樣的人，才能有平等的觀念，能夠“愛人”；如果任何事情都從自己出發，圖自己的便利，圖自己的好處，不能推己及人，不能考慮自己言行對別人的影響，這樣便不可能有“愛”，不可能愛別人。所以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推己及人。這樣說很簡單，這樣做，就會逐漸走上“仁道”。儒學就是這樣，如果講道理，要講得很高深，不是很容易弄通。但你若想簡單也很簡單，你只要從這做起就可以了，如果把這一點丟掉了，可以說你對“仁”學，“愛人”是沒法理解的。如果你的思想中只有自己，你是沒辦法理解儒學的。從現實生活中看，這也很重要。現在我們都講社會公德，社會公德的要求是社會越進步，要求越高。因為人與人交往更密切，當然社會公德的要求就越多。社會公德的基礎是什么？也在這一點上，就是說你要能夠推己及人。要能夠顧及到個人的言行對周圍人的影響，對社會的影響。反之，你一切都從自己的方便出發，一切都為追求自己的利益，這樣的人，能有社會公德嗎？不可能的。所以無論從理解儒學上講，還是從社會生活上講，推己及人都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近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觀點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國際宗教界、倫理學界都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能否尋找出一些全球的普遍倫理?何出此問呢？因為人們發現現代社會的很多沖突與人們文化價值觀念的差別有關。價值觀不同、對事情的看法不同就引起一些沖突，當然這不是全部原因，是一個方面的原因。所以就有人提出：如果我們找到或建立一種大家都能認可的、全球的、普遍的倫理，就可以大大減少沖突。現在看來最為大家普遍接受的，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人通過搜集和整理發現，各個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的宗教都有類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表述，印度的史詩、《圣經》、佛教、伊斯蘭教等都是如此。比如《圣經》中就有兩處提過：你不愿別人對你做的任何事情，你都不要對別人做；你要別人怎樣對待你們，你也要怎樣對待他們。印度的史詩是公元前三世紀的，中間講到：你自己不想經歷的事，不要對別人做，你自己想往渴求的事，也該希望別人得到。《圣經》被看成是“黃金律”，是最重要的戒律。佛教談到：在我不為不喜不悅耳者，在人為亦如是。我何能己之不喜不悅加諸他人等等。可見這種原則：這種思想在各種宗教中都有類似的說法，可見，這一點確實是人們相處時都應遵守的、最基本的準則。這個問題道理很簡單，卻很重大，當然也應看到，做起來并不容易。在社會上，在我們身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得很好，剛才所講的社會公德，就有很多人離開了這樣的一個基本原則。這里再順便提一下，現在人會說，當今社會是個競爭的社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不適用呢？同時求一個職位，你能都讓給別人嗎？體育比賽中冠軍只有一個，你都讓給別人？其實，這也很好理解，當今社會中的競爭是必要的，是一個很好地推動社會發展的杠桿，但畢竟人與人的關系不只是競爭的關系，在更多的領域中還是需要推己及人的關系。即使是競爭關系，其中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問題，因為存在一個正當與不正當的問題，你不能搞不正當競爭，競爭是正常的，那么大家就公平競爭好了。所以不能因為有競爭就否定這樣的原則。

第三講一下修養的問題。無論是建立起群己統一的價值觀，還是待人處世等等，都要靠自己的修養。講修養是中國傳統中非常有價值的、很寶貴、獨有的一部分。我所接觸到的其它文化中還沒有對修養有這么系統的學說，在這里我講一個基本精神，就是“為己”和“慎獨”。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儒學稱之為“為己之學”。為己不是指為個人謀名利，而是說儒家的思想你學進去，是為了自己的完善，為了自己的修養，為了提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為了其它。為人是指拿這些東西做給別人看。中國儒學的傳統、中國整個文化的傳統、中國哲學的傳統，與西方的傳統是很不同的，中國的儒學和哲學不是一種單純的知識系統，不是只有一套理論知識，而是這套東西同時在自己的生活中，可做為自己人生的準則，是自己所要身體力行的。過去強調的“為己”之學，近代有名的哲學家金岳霖也做過專門的論述，認為中國哲學所講的（理論），不能和自己沒有關系，講了自己就要去做，如果沒有這一點，實際就是把中國傳統的儒學的精髓丟掉了。理論再深奧，體制再完善，如果不能與自己的修養和人生結合起來，不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所體現，這就不是中國儒家的傳統，這一點非常重要。

從個人來講，講修養一定要做到從自己內心出發，完完全全地完善自己。這里又引用了《論語》中的兩段話：“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里面提出了幾個境界：知之、好之、樂之，逐次遞增，由知道至高興地去做。安仁是做了才安心，安于仁道，這與樂之是一個境界。利仁，可以這樣理解，為什么好之者不如樂之呢?有的人出于對己有利而喜歡做。這叫利之者，這不是發自內心的東西，孔子提倡的是安之樂之。《論語》中也有這樣的例子，古代有喪服三年的規定，期間不吃肉，不穿絲制品，不能樂舞等，有一弟子問孔子，三年時間太長，能否改成一年。孔子沒有直接回答可以還是不可以，只是說：如果這樣，你能不能心安。你能心安，就可以去做。后來孔子對別人說，這個學生提這種問題，說明他不仁。孔子又解釋為你服喪三年，因為人從出生三年內是不能離開父母懷抱的，生命是父母給的，這就是養育之恩，真正的有道君子在父母去世后，會有發自內心的情感，讓他食肉，他也會覺得不香，讓他聽音樂，也聽不進去，沒有快樂的情緒。所以服喪三年適于每個人內心情感的需要。不是別人硬要你做的，重要的是求得自己心安，也就是仁者安仁。真正到了這種境界，你不讓他做，他便不會心安，現在的倫理學稱之為“自律”。

就心安和不安的問題，基礎在于人有羞恥之心。孟子云：“人不可以無恥。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義的發端，基礎在于羞惡之心。人不能沒有這個。人如果無恥，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只要對自己有利，做什么都是理所當然。有羞恥之心，才能知道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孟子），“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都是講得這個問題。

現實生活中也有這樣的例子，很生動。前幾年報紙上曾有這樣的報道，河南有一農民自己掏錢義務為部隊戰士放映電影，開演前，這位農民對大家講了幾十年前的一件事情：當時他在城里拉板車，有一天路上的一位婦女被搶劫，大聲呼救，有一戰士就去追趕壞人，從這個農民身邊跑過去，把身上的挎包解下，托他保管，就追下去了，這一去好久沒有回來，這個農民出于好奇打開挎包一看，里面有一百多塊錢及若干糧票，他一念之差把這些東西揣進口袋，拉著板車，一口氣跑回了家。很年過去了，這事就成了他一塊心病，雖然沒有人知道，他還是睡不好覺、做惡夢，非常苦惱。后來政策好了，家境好了，兒子要帶他進城去看看，他也不敢。有一次他的孫子在外迷路了，全家人都很著急，還是解放軍把孩子送回了家。他此時再也忍不住了，先是跟家里人說了當年拿人錢財的事，然后商量補救的辦法。想找到當年的解放軍已是不太可能，商量的結果是義務為解放軍放電影，還要把當年做錯的事說出來。做完這些事，這位老漢才覺得可以安心睡覺了。因為他有知恥之心，他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知恥之心才是品德的基礎，他后來所做的就是求得心安。這件事就很真實地說明了儒學的道理。很多事不是別人要你做的，而是你發自內心的，這就叫為己之學。沈陽也有這樣的例子，有一個人逃過車票，后來內心不安主動到公交公司去補錢。當時周圍的人都說他傻，他呢，求的就是心安。認識到自己做錯了，認識到這是一種恥辱，不去補票改過，就不會安心。

中國人講修養講的就是羞恥之心，求得心安，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現在有見義勇為的好人好事，記者總要問：“你是怎么想的？”其實想法很簡單：就應該這么做，不這樣做，我會后悔的。可能也有人會有一些名利的想法。這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一是這事做了值不值得，另一種只考慮了是不是心安。

中國傳統修養中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慎獨”。慎獨就是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能否把握自己，完全不做違反道德的事情。這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別人在場，沒有別人知道。另一種是只是自己內心有這種想法。在這些情況下，都要求你嚴格要求自己，實實在在地能夠沒有任何虛假地按道德要求去做。慎獨是一種修養的方法，是提醒你在這種場合下要特別注意，要自律。大庭廣眾中是容易做到遵守道德規范的。同時它還說明你的境界，你能否做到，是對你道德水平、道德修養的一種衡量。只有真正做到慎獨后，這些才真正成為你自覺的道德。慎獨把求己之學和求心安具體化了，是很重要的。在修養方面要特別注意，在別人不知道的時候你怎么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事像隨地吐痰，很多人都知道不該去做，也會被行政處罰。當有人檢查時，人們就會注意，沒有檢查，可能就會去做。當他不敢做時，只是做給別人看的，從內心并沒有完全接受；當可以隨心所欲的，他就會隨地吐痰。學校考試中作弊的問題也是這樣，有監考，有處罰辦法，我就不作弊。真正能夠反映你道德自覺的境界，就是免監考，我也不作弊。如果我做到這一點，社會風氣會大大好轉和提高。慎獨在修養上是非常重要的，但這也不止是道德上的問題，各方面工作上也有這個問題，領導來檢查，我就做得好一點，否則就我行我素。所以我們應該提倡為己和慎獨。

最后一個是人生態度的問題。簡單說一點，對人生、對各種事情抱一種什么態度，是積極向上、積極有為的態度，還是消極的態度。中國儒家提倡的，也是代表我們民族精神的是一種自強不息的態度。清華大學有個校訓，兩句話：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兩句話都源于《周易》，自強不息原話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地自然的運行是剛健有為的，是不停地在運動，所以人應該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是博大、厚重的，可以盛載萬物，君子也應有很高的德行，來承擔重任。這兩句話是當時梁啟超在清華講演時提出的，后來成為清華的校訓。現代中國哲學的泰斗張岱年先生認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就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精神。我們講的人生就應有這樣的一種態度。

上面講的前三個問題都是在厚德載物這一方面，你要有一種能為集體奉獻、能夠群己統一的價值觀，能夠推己及人，有很好的修養，都是道德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要有自強不息的精神，這里引了幾段話，就不去解釋了。“湯之盤銘曰：當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周易》）。

要說的就是這樣一些內容。儒學是講做人的學問，最基本的問題是人要認識人自己，所以高出萬物。高在哪里，要認識人類的價值在哪里。有了這一點，再去考慮個人的人生。上面談到的四個問題能否代表儒學最重要的精神，或者這些問題的理解是不是很準確，都請大家批評。我不是來告訴大家儒學有哪些內容，儒學是哪些東西，而是我所理解的儒學，我體會到的是哪些東西。好，今天就講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