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體報道，在一款手機軟件推出的“圈子”功能事件炒得火熱之際，北京一所高校的李華（化名）感嘆：“又有公司在打‘女大學生’的牌了。”商家把“女大學生”作為一個標簽到處販賣，常與低俗、不雅關聯。

在一個盛行符號互動的時代，五花八門的標簽層出不窮；“女大學生”作為一個能帶來豐富想象的標簽，在網絡上隨處可見。不論是“女大學生流產”，還是“女大學生被騙財騙色”，抑或“女大學生裸貸”，女大學生的身份標簽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費和利用，在無形之中損傷了她們的社會認同。

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在《污名：對受損身份的管理》一書中，對污名化標簽予以生動闡述。戈夫曼認為，將人從“完整的、正常的人”降級到“染上污點的人，被貶低的人”，被污名化的人被涂上某種不光彩的色彩。有學者將污名化的過程分解為貼標簽、原型化處理、地位損失、社會區隔和社會歧視。這一切在“女大學生”身上得到了充分發揮。女大學生不僅遭遇就業歧視等現實壓力，也承受著被污名的精神痛苦。

“女大學生”被污名化，是一個文化建構的過程，商業資本在其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女大學生的失范行為，通常只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卻被網絡放大鏡聚焦。一些商家將女大學生作為炒作的噱頭，以此來“博眼球”；“女大學生”被污名化，既有少數女大學生“價值失落”的因素，也和商家故意挑戰公序良俗密不可分。而實現“女大學生”的去污名化，為女大學生正名，既需要她們的“自我救贖”，也離不開外部的社會支持。一方面，要給低俗炒作、惡俗營銷戴上“緊箍咒”，提升失范行為的違規成本，避免讓“女大學生”成為商家賺錢的符號工具；另一方面，公眾要提升理性分析和價值判斷的能力，少一些“有色眼鏡”裹挾下的傲慢與偏見，多一些“就事論事”的中立與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