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地處中國南方的廣東，在城市化進程中以其獨特的文學創作精神和姿態在中國文學版圖中展現出別樣風格，如珠三角地區打工文學持續發酵、都市文學不斷演繹、底層文學代表作品《那兒》發表、第一部網絡手機小說的出現等等，這些前沿的文藝現象與地區文學地理環境、創作群體的生成發展有著至關緊密的關系。從總體上看，廣東既有以廖紅球、程賢章、廖琪、梁鳳蓮等當地作家為代表的嶺南原鄉文化展現作家群，又有以王十月、鄭小瓊、曹乃遷、盛可以等人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群。新時期以來，嶺南以偏于一隅的文化地理格局和處于中國改革漩渦中心的經濟背景，共同構筑了當代嶺南文化和文學的格局，促進了地方文化新內涵的生成，這種文化現象及文學表現，較之當下文學地圖中的內地、港臺及海外華人版塊，雖然存在根基上的族群同源、文化同一，有著深厚、牢固的國族心理和情結紐帶，但其中所體現出來的異質性和獨特性，卻常常為人所忽略。于是，當莫言仍在為山東“高密鄉”那一個個輪回糾結，韓少功在“雞頭寨”上為那一場場儀式緬懷，王安憶在上海的弄堂里低聲吟嘆之時，伴隨著中國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南方”卻已然在民工潮、農民市民化的進程中，開啟著“孔雀東南飛”的歷史行程，在逝去的村莊與繁華都市空間下，感受著來自現代人內心的彷徨、人性的變異和生存艱辛。其中所表現出來的鄉愁情結、城市欲望和歷史詩學的糾纏，映現出了當下嶺南文學的復雜生態。

一、都市村莊與農民市民化敘事

三十年來，由于人口遷移所形成廣東的“新移民”作家群體，一直以來以一個獨特的創作姿態和精神能量，承載了與國內其他地區所不盡相同的嶺南文化基因，外化出有別于京滬等地的文學生態。回顧新世紀以來，廣東“新移民”作家群產生了一大批有影響的文學作品，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蔣述卓曾有過這樣一個統計，即以廣東作協編輯的《2005—2006廣東小說精選》和《2007—2008廣東小說精選》為例，統計出兩書收錄的七十多篇中短篇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者為外地遷入廣東的中青年作家。這些活躍于全國文壇的作家，無一例外地刻有“新移民”的印痕，如曹征路、南翔、魏微、盛可以、王十月、鮑十、鄭小瓊等。為此，張燕玲感嘆道：“近十年，我們真的難以在國內其他地方看到有如廣東如此龐大的文學隊伍，他們悄然地改寫著中國的文學版圖。尤其近十幾年來，全國各地涌到廣東的新移民，在‘經濟至上’的生活氛圍里，居然就出現了一批又一批以人生作文、以心性寫作的人們，而且以青年人居多，以新移民居多。寫作隊伍的龐大、寫作激情的高揚、寫作形態的多樣，構成廣東文學的突出景觀，也令中國文學的版圖發生了變化。”①

2001年從四川南充鄉村到廣東東莞打工的鄭小瓊是廣東“新移民”作家的一個代表。這位在獲得人民文學獎、莊重文學獎之后拒絕進入作協并始終堅守在詩歌第一現場的80后女詩人，用她六年多在東莞東坑鎮黃麻嶺的生活經驗和都市印象，以《黃麻嶺》為名創作了匯總一百多首短篇和數首長篇的詩歌集。這部被喻為城市化背景下村莊書寫的打工者詩篇的典范，寫出了在南方都市中“村莊”變遷及工業化過程中流動人口多樣生命體驗。而作為其中廣東眾多“城中村”的一個縮影，黃麻嶺的鳳凰大道、寒溪河等都構成了詩人筆下的村莊意象，這些意象讓真實的城市和村莊在她的文字中呈現、復活：“我認識的這個南方海洋邊的村莊／我在它的身上行走，走過了許多年／看見荔枝林下，屋舍，樓房，廠房／燈光下外鄉人與毛織廠的姑娘……開花落花的水仙，停停走走的車輛／我都把它們喚作黃麻嶺，我看見自己／在它的身體上生長”（《黃麻嶺·村莊》），雖然和所有的流動女性一樣，滿懷著漂泊感和孤獨感，但顯然，她對黃麻嶺這個承載著無數打工群體夢想的南方村莊是有感情的，她把“青春丟失在這里”，城市化進程中由農業村莊轉變為城市村莊的種種陣痛，讓她的筆端流露出了對南方城市現實的鋒利與脆弱，這正恰如張清華對其的評價：“她和時代之間會構成強烈的互證關系。”②

王十月，這位以《國家訂單》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的青年打工作家，2009年再次以《無碑》而引起學界的關注。在《國家訂單》中，王十月從全球化工業化背景中去重新審視了長期被極端處理的勞資關系，從另一個層面客觀地表現了當代雇主與工人之間休戚與共的唇齒關系，改變了以往作品在處理勞資關系中長期“妖魔化”資本和老板的傾向。在作品中死者張懷恩的家人原本滿意小老板的賠償，但是在為工人維權的律師周城“幫助”下他們的反悔卻致使了小老板無路可走，自尋短見。他重新把資本放在人性的面前進行了考量。而后者《無碑》則以城中村為背景，寫出了在珠三角普通打工者十多年的人生歷程，寫出了一個時代、一個村莊、一家工廠、一群人的滄海桑田，在“瑤臺”這個珠三角邊上的城市村莊，演繹了“新移民”及底層生存者的悲歡離歌，再現了當代農民工在“市民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社會困境和個人局限。而其中對于嶺南都市及村莊的民風民俗感受和體驗尤讓人深刻，王十月在《無碑》中極力地表現了南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參與者、締造者的生命歷程和心理訴求。

南方城市村莊在“新移民”作家敘事中逐漸地消逝，伴隨著種種復雜的情緒。被喻為“珠三角的史詩”展鋒的長篇《終結于2005》，講述了珠江三角洲一個村莊的姬姓家族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面對土地流失并從村民轉變為市民的問題。敘事圍繞現實空間和歷史線索展開，在濃郁的嶺南鄉土環境與人情風俗背景下，展示城市村莊中農民的繁衍史和精神史：男人與耕種、女人與土地、生殖與種植、繁衍與收獲等。作品從多個層面反思了珠三角地區城市化進程中人與土地的關系，揭示了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商業文明轉型的必然趨勢。直至篇末，村支書“大伯”將全村人安妥為城鎮居民后，自己仍然保留了村民身份轉去仙嶺村落戶，深刻地表明現代人在城市化面前的堅守，表現了農民“市民化”過程中人內心深處沉重的土地情結。而另一位在新世紀被廣泛關注的深圳“新移民”作家曹征路，他以中篇小說《那兒》被譽為當代“底層寫作”的杰出代表。從《那兒》到《問蒼茫》他都以敏銳的目光關反映社會底層的問題，書寫了在珠三角現代化進程過程中被時代忽略了的蕓蕓眾生，在《問蒼茫》中，國企轉業官員、職業經理人、私企老板、臺商、二奶、大學教授、打工妹……他們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幻想、掙扎和蛻變，以及在此過程中的行為方式和心理狀態，構成了深圳經濟社會結構的另一橫截面，濃縮成為當代中國社會艱難轉型路上一個長長的剪影。

廣東“新移民”作家群生活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前沿，在城市中書寫出一個個漂泊的靈魂、創傷的精神，觸及在城市背后“村莊”的消逝與人生存困境。特別是對于農民市民化問題，他們感受到了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不僅僅是其職業身份的轉變(非農化)和居住空間的轉移(城市化)，更是農民社會文化屬性與角色內涵的轉型過程(市民化)和各種社會關系的重構(結構化)與城市社會生活再適應的過程(再社會化)”。③這些視角的選擇無疑是來自于廣東“新移民”生存狀態的自然反映，是廣東“新移民”作家在現代化、城市化追求背景下對人生態生存的一種希冀。

二、地域歷史敘述及其價值的現代轉進

在現代文壇上，幾乎每一位作家都是其地域文化的敘述者和原鄉風情的傳播者。從魯迅的浙東魯鎮風貌到沈從文的湘西邊城；從以蕭紅、蕭軍為代表的“東北作家群”到以李吉力人代表的“巴蜀文化”；從“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地域社會結構描摹，到海派“十里洋場”中都市文化的悲劇闡揚。地域空間作為中國文學敘事的重要場域和話語資源，歷來被人所十分重視。反觀近三十年的中國文學，其創作也大多與本土文化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如張煒之于蘆青河、李銳之于呂梁山厚土、張承志之于回民高原、阿來之于川壩藏地、遲子健之于漠河叢林、李杭育之于葛川江人家、葉兆言之于秦淮河掌故等等，無不靠一方水土養育，得故鄉天地靈氣滋潤。而廣東文壇早期的歐陽山《三家巷》、秦牧《花城》，以及后來者廖紅球、程賢章、廖琪、梁鳳蓮、張梅等都算是其中代表。

在中國文化版圖上，“嶺南文化”除了可劃分為‘漢族風俗文化’和‘少數民族風俗文化’外，更可根據方言分為“廣府”、“客家”、潮州“三大族群，它們都是嶺南文化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④進入新世紀以來，傳統嶺南文化書寫繼續呈現出在現代化進程中獨特的嶺南風情和民俗變遷。在客家文學方面，廖紅球以粵東山區客家人居地“月影村”為背景，2005年出版了《蒼天厚土》。書中以客家后生、農民企業家李大牯自辦自行車輪框廠的艱辛創業為線索，講述了他與兩個女人（月秀和左千葉）的情感糾葛，形象演繹了在現代化背景下南方“客家人”的心路歷程與生存狀況。作品包涵著關于遷徙、隱忍、嬗變的主題，對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的交融會合，以及時過境遷之后葆有的獨異個性都有詳盡敘述。這正如謝有順所說的：“該書除了描繪月秀、李大牯、左千葉三人之間的情感糾葛，還見證了在社會思想、倫理裂變時期（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客家人艱苦創業的心靈歷程。”⑤另外，程賢章也通過小說《圍龍》細述了廣東客家民系堅韌不屈、敢于斗爭的社會變遷史。作品通過客家圍龍屋“進士第”的變遷再現了中國20世紀風云變幻的歷史進程：陳長修在南方策應康有為戌戍變法；陳長勝、陳長捷在廣州起義中英勇就義；謝晉元、黃梅興等客家子弟在淤滬抗戰中慘烈犧牲；“文革”中陳氏家族及烈士家眷飽受到沖擊，以及改革開放陳氏家族后裔回鄉辦廠、投資等，呈現出了客家民系艱難的創業史、苦難史。歷史與現實，想象與真實，在程賢章筆下客家民系輾轉遷徙的艱巨和漫長的時間線索中獲得了一種歷史詩學與現代視角的結合。

中國“茶文化”歷史悠久。國人不僅以茶為體，參悟修身養性之道，還藉“茶”察人，總結出諸多幽深的人生哲學。“茶”在潮汕人的生活中占據重要的位置，這恰如“圍龍屋”之于客家人，是一種地域文化的符號及精神象征。據稱，中國人飲茶雖有數千年歷史，但偌大的中國，當今茶道最精細認真者，非潮人之“工夫茶”莫屬。⑥進入新世紀以來，潮汕作家廖琪以“茶”為名創作了小說《茶道無道》，并以“茶”為中心講述了兩代潮汕人與茶的關系，展現了秦氏家族兩代茶人顛破沉浮的命運。秦氏家族以經營茶葉而輝煌了半個世紀，不料卻因為一對晚清詩人丘逢甲專門請人設計的陶壺，引發了秦賈兩家的冤仇，結果秦家大院被毀之一炬。為求生存，秦文輝將女兒秦鳳丫寄存于羅明理的老家，自己卻在潮汕小鎮香城開起了“正氣茶莊”，不料十年之后，“正氣茶莊”又遭文革劫難。改革開放后，秦鳳丫試圖東山再起，怎奈貪欲橫流，歷經艱辛的事業再次付之東流。書中以茶喻人，以人映照茶，呈出了現代人在澹泊寧靜的茶道之中已無“道”，只留下爭權奪利、爾虞吾詐及無休止的人性欲望，是對傳統“茶道”的現代性消解。

對于嶺南地域文化的展現，梁鳳蓮無疑算是一位創作頗豐的作家。出生于廣州的梁鳳蓮，十年間先后完成了《羊城煙雨四重奏》之系列《西關小姐》、《東山大少》兩部，以廣州真實的歷史場景“西關”、“東山”為緯，全面真實地演示了一幅廣州的“清明上河圖”。廣府文化是嶺南文化中的先進代表，是廣東省的旗幟性文化。⑦從小對城市騎樓和西關風情熟稔于心的梁鳳蓮，用大量的筆墨再現了其中的風物人情。在《西關小姐》中作者以一個有著豐富歷史積淀的文化符號——西關小姐為中心，演繹了近百年來廣州城市變化、時代變遷及家庭興衰的悲喜劇，在新舊交替、中西沖突中展開了等一幕幕有關情愛、事業的生存命題。可以說，《西關小姐》《東山少爺》正是通過借助百年西關的風云史，把廣府文化及其中人物的性格發展用文學的手法還原和表現了出來，是一部充滿溫度且感性的嶺南文化史。

不管是《圍屋》、《茶道無道》，還是《西關小姐》、《東山少爺》，這些以嶺南文化中客家、潮汕、廣府民系文化“核心”符號直接入題的文學創作，還是旨在展現其中文化精理的《蒼天厚土》，都無法回避廣東地域作家對本土文化的那種熱切和眷戀。這種眷戀體現在二十一世紀快速的城市化面前，不僅體現了作者對于現代性視域下人性變異及文明更替的重新審視，也表現了他們之于傳統的守成姿態。而這種來自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的前沿視角對于正處于快速現代化的中國內地而言，不僅具有對地域文學創作的借鑒意義，還具有對文化傳統如何在現代化面前進行價值轉進的啟示。

三、構建文學地圖的“南方”維度

楊義先生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詮釋》中對地方作家群的特點進行了闡釋，認為：“至于作家群的匯合、形成、發展和最后風流云散的集散地，這也反映了某種文學在主流社會中占據何種地位，文人墨客中采取何種身份姿態，以及如何才有利于文學發展等屬于文學生態的問題。”⑧作為身處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作家群，其中“新移民”視角和地方敘事的膠合，又呈現出一種怎樣的文學生態，體現了一種什么樣的身份姿態呢？

其一，“新移民”敘事從懷鄉到異鄉反思。中國歷史上遠離故土的文人大夫一直存在著濃郁的“鄉愁”情結，如“明己遭憂作辭”而作《離騷》的屈原、《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中“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的游子，都體現了作者對故鄉無法排解的憂愁。但廣東“新移民”作家群的作品——《黃麻嶺》、《國家訂單》、《無碑》、《終結于2005》、《問蒼茫》等都已再難于看到傳統鄉愁的主題直接再現，而更多的是對現實所處“異鄉”的現代性反思和批判。由此可見，屬于跨界創作的“新移民”作家群體其文學觸角已經出離了傳統的鄉愁單一表現，并改由傳統的懷鄉情結轉向為“異鄉”的文化認同和空間的關注。因為“對于個體移民而言，無論是迫于外在壓力，還是出于其他原因而謀求融入主流文化本是無可厚非。”⑨移民個體由于外在生存空間的變化并由此產生的對融入當地文化主流的迫切，這已經大大超越了傳統鄉愁的意蘊。總的來看，當下“新移民”對于城市化中現實的關注及問題意識的產生，在文學審美形式上多表現為鮮明的現實化傾向、敏銳空間意識和多變的文化視角。

其二，本土創作：從歷史回溯到文化守成。本土作家由于缺乏跨界視角的轉換，他們既無空間認同感的危機，也缺乏“移民”的漂泊個人體認。因此，本土作家往往較少關注空間，而注重向時間和歷史縱向進行視角的回溯。然而，其中的歷史敘述卻有別于當下為人所熟稔的新歷史主義觀，因為“新歷史主義是在進行‘虛構的虛構’，它在文學史的虛構中再度虛構出一種關于烏托邦、政治斗爭、政治敘事、話語修辭、審美目標和人的精神等新的虛構話語，使它的結論與它所闡釋的材料日相脫節，甚至為了其意識形態的目的，而不惜將它敘事的對象在修辭層次上加以重組”⑩，也即是說，新歷史主義對傳統歷史價值及觀念的消解，是具有強烈意識形態和重建權力意識為目的的。但《巷天厚土》、《圍龍》等地域文化作品都不存在試圖對一種歷史意識形態進行顛覆的企圖，他們僅是借更為深長的時間隧道去鋪陳開嶺南傳統文化的習俗，并通過一系列文化符號的描摹和再現，對嶺南文化傳統進行一種緬懷。這種借歷史時間縱深來展現傳統，表現對傳統的依歸，是一種文化守成的表現。艾愷在《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中認為文化守成主義是：“批評現代化過程及其結局是對人類諸般價值的殘害”⑪，而恰恰廖紅球、程賢章、廖琪、梁鳳蓮等所堅守“圍屋”、“茶道”、“西關”的傳統秩序，以理性的眼光去審視歷史發展過程中城鄉文化的缺失，更多的是基于在現代化面前的一種文化守成姿態。

其三，嶺南文學創作中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文學現代城市精神的欠缺。應該說《黃麻嶺》、《無碑》、《終結于2005》、《問蒼茫》已經超越了一般的苦難敘事，它們注目于城市化背景下的“問題”，特別是對城市村莊的消失及當下農民“市民化”質素的增長，繼續延伸著文學的社會性批判功能。但在如何處理這一問題時卻缺乏一種深度的思考。如《無碑》中對于老烏逐漸農民工“市民化”走向，最后又落入了“市井”文化處理的鵲巢。于是，嶺南文學對于城鄉文化沖突的處理，要么仍站在原有農村秩序和傳統視角，要么直接把農民市民化過程簡單地鑲入到原有傳統“市井文化”中去，這表現了當下作家在都市社會自覺融入過程中對農民主體意識的有限把握，喻示著當代文學城市精神構建仍需漫長的過程。因此，當代“新移民”作家群在面對現代性命題下城市與村莊、傳統與現代、生存與理想沖突時，應立足于個體微觀的體驗，積極尋求不同文化體的“雜合”，以求得更具包容性現代城市價值觀念的形成。（二）地理歷史詩學精神展現的不足。《圍龍》、《茶道無道》、《西關小姐》這些直接以符號入題的本土創作，表現出了本土作家對往昔文化呈現的迫切心態，以及對本土文化流離的一種警覺。但在表現過程中，作者似乎準備了太多的傳統習俗和文化佐料，他們似乎想在每一個細節中都有傳統因子，這種過于堆砌文化習俗符號的方式，有傷害歷史敘述詩學旨向的嫌疑。作家通過歷史的展望，其目的在于對歷史某種斷裂處、可能處進行多元的“闡釋”，而不僅僅只是簡單地對原有歷史章節進行疊加。這恰如福柯所言，歷史充滿了激烈斷裂，而且，在任何一個形似處于某個統一意識形態統治下的歷史時期中，也都充滿了被壓制的它異因素。歷史家的批判性任務就是對歷史進行“譜系研究”，讓歷史中那些被壓制的它異因素訴說它們自己的歷史。⑫因此，向歷史縱深邁進的廣東本土作家，應該在出離只是簡單借“歷史”載“傳統”的做法，從而把握住新型歷史觀的契入，對歷史的斷裂處進行再想象和再演繹，這正如莫言筆下的六道輪回之于文革中的“高密鄉”。

后記

文學地圖應該有高山平原、川流滄海，也應有豐富多樣的文化生態系統。我們有必要從文化生態平衡和文學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去考察當下嶺南文學創作中新舊共構、推移進化的結構和多樣化功能。對此，有人曾對當代廣東作家有過這樣的評價：“他們立足于廣東這個地域的文化，同時又卷入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以及在這里面所經歷的精神的價值的振蕩。所以他們的作品對城鄉劇烈變化和沖突當中積累的問題的把握，我覺得非常到位。”⑬但事實上，在現代與傳統、過往與當下、城市與村莊的沖突中，作為城市化開啟最早的地區廣東，需要尋求一種更為良性的生態關系，在對于歷史、對于地方、對于城市、對于現代化等命題上進行更為充分的交流，才能在文學中求得個體性、地方性與歷史詩化的更自然結合和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