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作為由社會生產力方式發展所引起的歷史環節振動在文學創作上的反映，“城市化”書寫逐漸成為文學敘事場域中一種相對成熟的話語資源，并影響和滲透著當前文學精神體系的整體性構建，同時還作為一個獨特的審美對象被積極納入新世紀文學的批評視野。在這一過程中，文學運用批判性的敘事策略，突出地表現了快速城市化對原有傳統鄉土秩序的破壞和傷害，反映了城市在催生出一套全新的行為方式和觀念習俗之后，城市文明與生態文明的沖突和悖反日益嚴重，文學對現實社會中傳統文化的失落、生態環境的惡化和底層生存者的困境等問題進行了多重的反思和批判。 一

在“城市化”批判過程中，現代都市更多地呈現為欲望化、消費化的“世俗都市”，是人情感物化、異化的場所。邱華棟的城市描寫就是建立在這一“物化”基礎上的，他的敘述充斥著“大飯店中各種美食的名稱，各種流行汽車牌號，各種流行搖滾音樂以及別墅中的各種設施”。[1]在他的筆下，城市是物質符號的堆砌，人的靈魂反而成了這一堅硬“物質”背后的延伸。這種城市空間下人靈魂的迷失同樣體現在遲子健的小說里，她在《黃雞白酒》中寫道：“公共汽車承包給私人以后，聯運車為了賺錢，拒載有免費乘車證的春婆婆；歷史悠久的教堂，壁畫、銅鐘和十字架早已消失殆盡，那滌蕩肺腑的鐘聲，這座城市的人再也聽不到了，而那是春婆婆最深的懷戀；快餐店里，茶是劣質的陳年花茶，茶杯油漬斑斑的，散發著洗腳水一樣的氣息，難以入口。”[2]如果說遲子建作為一名女性在對城市化的批判中仍懷有溫情的話，那么，陳應松卻極力展示了城市“吃人”的罪惡，他在《太平狗》中是這樣描述的：“一輛大卡車撞癟了一輛小汽車，死人血淋淋的從車里拖出來。剛才還是個活人，瞬間就成了死人，比山里的野生口吞噬人還快呀！一溜的紅色救火車催逼人心趕往一個地方。兩個在人行道上行走的男人無緣無故地打了起來，打得頭破血流，看熱鬧的人剎那間圍了過去，像一群見了甜的山螞蟻。一個挑擔小販跑黑了臉要甩掉一群城管。城市里充斥著無名的仇恨，擠滿了隨時降臨的滅亡，奔流著忐忑，張開著生存的陷阱，讓人茫然無措。”[3]但是，失去靈魂的又豈止是城市？閻連科的《風雅頌》寫了城市里堂而皇之形成的一條“天堂街”，把妓女當做營造城市天堂的主人，這是對現代城市的一種嘲諷，也是對城市給予人精神欺壓的批判。

當城市化不斷推進時，生態破壞也就日益成為人們共同關注的問題，即現代人如何在追求物質、沉醉享受的同時達成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在作家筆下，中國鄉村已不是傳統敘事中那個永恒的精神家園，也不再是海德格爾所認為的那個詩意棲居地。吳玄在《發廊》中坦言：“我的老家西地”，“它現在的樣子相當破敗，仿佛掛在山上的一個廢棄的鳥巢”，它“什么資源都沒有，除了出賣身體，還有什么可賣？”[4]而對于生態破壞批判最有力應該要數徐剛，他在長篇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中懷著對自然的摯愛，強有力地批判了大森林的濫伐者——禪宗圣地武夷山原本古木參天、清泉奔涌、綠蔭匝地，然而在伐木者的濫砍濫伐之后，堪稱武夷山第一峰的大王峰只剩兩棵古樹，昔日“懸空傾瀉”的泉水已經干涸。站在這一批判的視角，人們嘗試對生態世界進行重新的認識。李傳鋒的《紅豺》，郭雪波的《銀狐》、《沙葬》，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都傳達出人們尋求生態平衡的迫切，李存葆的散文《凈土上的狼毒花》強調了傳統宗教對生態保護的意識，姜戎的《狼圖騰》則站在現代性的視角去反思民族生存與自然法則的內在關聯。

“城市化”批判還體現在對原有傳統文化失落的重新審視和反思。賈平凹通過小說《高老莊》、《土門》、《懷念狼》、《秦腔》等，反映出了他對鄉村大地和逝去家園的美學訴求。“高老莊”、“仁厚村”、“神禾塬”、“清風街”揭示了民間傳統遺存對于現代生存的哲理意味。他在《秦腔·后記》中寫道：“體制對治理發生了松弛，舊的東西稀里嘩啦地沒了，像潑出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沒再來，來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群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適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凈了根須上的上栽在哪兒都是難活。……真的是在城市化，而農村能真正地消失嗎？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該怎么辦呢？……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贊頌現實還是詛咒現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5]如果說賈平凹在此體現的是鄉土廢墟上無可奈何花落去的黯然神傷，那么，劉震云的《故鄉面和花朵》則是站立在后現代的都市背景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城市在占據鄉村空間的同時，農村習俗文化是否也在顛覆著城市？——小說中來自農村的小劉兒、孬舅、白石頭、瞎鹿等一群人在城市的混跡，正是反映了這樣一個“城”、“鄉”相互滲透的過程，演繹出了一出“城非城、鄉非鄉”的荒誕社會游戲。另外，鐵疑的《孕婦和�！�、遲子建的《親親土地》、《霧月牛欄》、趙德發的《通腿兒》等作品也都從不同角度表達了對過往傳統的眷戀，袒露出作家們對傳統習俗和文化的赤誠。

城市化帶來了現代人生活圖景與生存場域的變化，并衍生出了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異化的種種問題，也促成了新世紀文學視角整體向“底層”的轉向。當城與鄉、富與貧、洋與土、家鄉與他鄉等話語元素頻繁地出現在以“底層”命名的作家筆下，就構成了一幅自1993年“人文精神討論”之后最富張力的文學話書寫場域。紛紛出場的有劉慶邦、曹征路、羅偉章、胡學文、鬼子、劉祥夫、陳應松等人。劉慶邦的《家園何處》揭示了農民進城的漂泊，以及這種漂泊感所帶來當下人“何處是家園”的困惑。主人公“停”在城里帶著一種凜然的姿態去追求城市生活的融入，但她的名字已經暗示了她的追求必定是一個悖論，她根深蒂固的“自卑”讓她既停步并游離于城市的邊緣，又停止在曾被遺棄的鄉村門外，而這種無可歸依的鄉愁背后隱藏的就是城市的冷漠。曹征路在2004年發表了被喻為是新世紀“底層敘事”代表作《那兒》之后，2009年的《問蒼�！吠瑯訉懗隽�“底層人”的悲苦命運，他從五個山區姐妹以獻出少女貞操為代價而獲得打工資格開始，到血汗工廠倍受盤剝，再到賣淫的賣淫，做二奶的做二奶，更有借工傷毀容以命換家用的故事，寫出了底層女性的城市悲劇。另外，胡學文的《一個謎面的幾個謎底》講述了進城打工的老六殺死了教授，羅偉章《饑餓百年》則以一個農民的一生為縮影展示了中國歷史的百年饑餓史，而鬼子《被雨淋濕的河》講述的是陳村妻子離世，兒子被上頭人害死，女兒做了貴人的二奶，最后自己也倒在河床上的悲劇……這些都可看成是現代城市文明對傳統鄉土的傷害。

二

城市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由此引發的文化轉型是不容回避的命題。新世紀以來，快速的城市化不僅導致了對傳統社會生產模式、消費模式和人生活方式的改變，也對原有文學創作理念和價值取向產生了強烈沖擊。由此，賈平凹、遲子建、陳應松等人面對城市化所產生的負面效應，面對社會現代化過程中人精神的失落，產生了深深憂慮。其中反映出對城市罪惡、人性迷失、生態破壞和傳統淪落的批判，不僅可看成是他們對城市文明和鄉土世界文化變遷的積極審視，更可看作是新世紀文學在審美現代性走向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鄉村在中國傳統文化版圖內歷來是一種獨特的存在，它具有一種永恒“精神家園”的意味。但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棲息在原有鄉村的詩意空間和靈魂依附已經喪失殆盡，鄉村給我們展示的更多是一種困惑和迷茫。中國當下的農村現狀是：青壯年大量出走，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農村的教育不斷萎縮，中小學校紛紛關閉，產業擴張又帶來生態的破壞。曾經一度充滿著詩意的鄉土，封建迷信依然盛行，重男輕女仍舊存在，官本位的崇拜愈加嚴重，男女的婚戀觀更加實利……這些都構成了當下農村生活紛繁復雜的文化圖景。作家是人類良知良能的守望者。新世紀以來，敘事者正是基于這一現象去展開對城市化問題的批判，并以文學獨有的思想張力與審美表現力對此進行了多重的演繹。

當下中國，在由前工業時代向工業時代、后工業時代過渡之時，城市文化不斷地擠占了原有農業文明的質素。這不僅帶來了農村體系的崩退、農民精神的惶惑以及農耕文化的覆滅，也致使當前鄉土文化和鄉土意識走向一種全新的“異動”——這種異動使功利主義與物欲崇拜在當下暢行無阻，人成了純粹的經濟動物，物質享受成為人的唯一生存追求。因此，在畸形的工業文明面前，現代性的本質已經發生了蛻變。需要強調的是，對于這一狀況新世紀大部分作家沒有簡單地站在社會公理或者道德的制高點，以敘述人的視角居高臨下地直接給予價值評判。而在具體的書寫過程中，他們把對現實價值的追問融入進了對歷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層思考，刻畫出了諸多飽含現代性的文化悖論和倫理困境。

文明的發展和交替必然伴隨如分娩般的陣痛。社會現代性的滲入與生長注定將催生一種新型的倫理建構和行為選擇，這在使現代人的倫理觀念和社會行為發生巨大轉變的同時，它勢必會致使一些傳統“美”的淪喪，一些現代“惡”的增殖——而這一切都是新世文學書寫及“城市化”批判的著力之處。于是，文學現實主義的回歸已經不能再拘囿于傳統現實主義的機械反映論，也不應沉浸于二元對立的道德審美視角。新世紀文學美學路向必須出離對當下時代的整體性迷惘和碎片式把握，從而在克服持續的單向度敘述基礎上，去擁有現代性美學的獨異品格——這種品格應充溢新型的人道主義倫理與生存關懷原則。這正如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認為的：“倫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價值，倫理道德的價值是其他文化價值的總裁官，也是文化價值的中心堡壘。如果一個文化的倫理道德價值解體了，那么這個文化便有解體之虞。所以，談挽救文化的人，常從挽救倫理道德開始。”[6]而現代倫理學的基本命題就是要強調這種道德主體性和原則性的確立，即創作主體要在復雜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去堅守現代公民倫理的人本立場，并據此去展示現代人的生存真實。

新時期以來，文學崇高感和歷史理性的遺失，文學精神在市民精神、日常審美化過程中被消解，以至于現實價值被重估、道德倫理被泛化。在此背景下，作家的主體性難于得到理直氣壯的張揚，不僅原有精英意識與道德主導意識被拋棄，甚至連理性、正義和崇高的道德觀取向也被紛紛取消，文學的思想性被等同于形式主義和道德灌輸而讓人望而卻步。于是，如何站在一個人類詩意棲居的高度來審視由“鄉”入“城”的城市化進程，進而使鄉土呈現其更為真實的參照意義和審美力量，并以此去對抗世俗化和人文精神的下滑，就成為當下文學書寫和現代性反思的重大命題。在現實過程中，筆者認為當前的“城市化”理應把農村作為現代化進程的積極因素納入到整體的社會經濟框架結構之內去思考，并對從農村人口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提供必要的思想豁蒙和權益保障，以求緩解和盡量克服長期“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文化根源。只有這樣，對此進行具體書寫和表現的文學作品，也才能在具體的城鄉語境下去發現某些被歷史涂抹、忽略之處，并在現代性的觀照中接續其內在傳統文化的美學品質和價值淵源，以求得在人道主義的悲憫和關照下使文化傳統、古樸、謹嚴的品格得于留駐。

三

現代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化沖突，其根源在于現實中城市空間與鄉村界限的不斷移位和碰撞。城市化進程使原有中國城市與鄉村的邊界不斷模糊，人與人、城與鄉之間的空間距離和時間感差大大減弱，這些變化不僅催生出了一種全新的社會生活方式，同時也形成了現代人特有的心理歷程和文化體驗。對于這一變化，�？掠羞^類似論述，他認為：“目前這個時代也許基本上將是屬于空間的年代。我們置身于一個共時性的年代，我們身在一個并置的年代，一個遠與近的年代，一個相聚與分散的年代。我相信，我們正處在這樣的一個時刻：我們對世界的經驗，比較不像是一條透過時間而發展出來的長直線，而比較像是紀結連接各點與交駐線的空間網絡。”[7]這一描述，非常貼切地形容出了當前中國在地理空間和精神空間由前現代向現代、后現代過渡的歷史圖景。在此，“空間”指涉的是一種文化的多元共置，在這一文化大網內，雜揉著傳統資源、革命元素、西方理論和意識形態等多種話語。

關于城鄉的空間隱喻，德國西美爾（GeorgSimmel）有著同樣精彩的論述。他認為，在前現代社會時間與空間是相對融合的并可以用空間來計算時間；而在現代社會，時空的分離導致空間的“虛化”，空間從根本上講不過是心靈的一種活動，空間距離轉化為心理距離，而這種心理距離不會因空間的近遠而得到釋懷。對于一個個身處于城市的“異鄉者”（stranger），他解釋道：“（異鄉者）不是今天來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來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稱為潛在的漫游者，即盡管沒有再走，但尚未有完全來去的自由”。[8]從中我們可以發現，“異鄉者”既區別于一直在路上的流浪者、探尋者，也區別于當地穩固的居住者，他們身份的特殊性決定了他們具有的特殊的心理感應。對于“異鄉者”的心理歷程和文化體驗，英國的齊格蒙·鮑曼（ZygmuntBauman）更是把它揭示得一覽無遺。他從“本地人”與“異鄉者”的身份去考察其內在的矛盾性，認為“異鄉者”是“不可決斷者家庭中的一個成員”，“既非朋友也非敵人”，“因為它們什么都不是，所以他們什么都可能是”。[9]這種不可決斷性，卻讓“本地人”深感威脅，于是他們會采取“去疏離化”或馴化、同化“異鄉者”。而讓“異鄉者”面臨尷尬的是，如果認同本土文化則意味著肯定自身方式的低劣和不合道德標準，但承認自我身份的低劣顯然又是一個分裂痛苦的過程。由此就導致了“異鄉者”在面對本土文化時往往會采取雙重的姿態，即一方面拒絕離去，而將他臨時的寓所改變為長期的家園；而另一方面卻又時常保持著離去之心，充斥著漂泊的宿命感。應該說，這種心靈的“漂泊感”與現代城鄉社會結構具有極大的關聯性。

現代城市與鄉村雖然同處于一個缺乏時間觀念的空間下，但文學卻無法回避一個個個體生命的真切感受和生活體驗。這種對城市的疏離感無可避免地深藏于每一個“在路上”的現代人內心深處。而這種進城與返鄉的情感糾結，也必將使中國文學在現代性追求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始終存在對現代性的適時反思和強烈批判。這種文化守成主義與批判心理的根源，可以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政治學經典《鄉村與城市》（TheCountryandtheCity）中找到解釋，他認為“巨大的擁擠城市”(GreatWen)、“龐然大物”(monster)、不健全的“擁擠城市”(wen)等意象被反復地運用于文學，而“龐然大物”作為城市的核心意象意味著相對于鄉村的閑適，城市是擁擠的；相對于鄉村的寧靜，城市是擴張性的；相對于鄉村的純真，城市是貪婪的。城市是“田園意象缺場”的空間，是隔絕于鄉村的一個“怪物”，是對鄉村的蠶食與“遮蔽”(Shadow)。這是鄉村視野下的城市意象，是面對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新的工業體系喧囂的發展所逐步遮蔽的社會現實所激發的一種文學上的情感反應，它所體現出的是一種“鄉村防護”(defenceofthecountryside)意識和對資本主義的抵制意識。[10]這種意識只要工業文明一天存在，它即不會消失。威廉斯揭開了文學書寫中“城市化”批判的文化根源，認為它只是一種情緒化的外露和表現。因此，可以看出不管現代人是出離鄉村還是逃離城市，以及試圖對“根”與“源”進行終極的追問，都將注定會是一個假命題。

現代城市的崛起和發展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最重要的景觀變化，這為新世紀文學帶來了新的審美空間。在這一空間下，文學“城市化”批判所反映出來的都市異化、生態破壞、傳統迷失和人生存狀況的惡化卻時常交織糾纏在一起。在此要說明的是，雖然“在人役于物的時代,無論是農民、知識分子還是一擲千金的資本家,都注定了要在資本長長的陰影下舔舐自己悲傷的靈魂”[11]，當下文學之于“城市化”的批判也難免存在某些極端過激之處，但新世紀文學“城市化”批判中所進行的種種反思，卻基本堅守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倫理，遵循以人為中心的生態法則，這在當前物欲橫流、急功近利的現實面前，無疑是難能可貴的。